〔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38151（2000）02－0053－06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可以说从那时起，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潮就开始萌芽，但是真正认识到中国应以“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并自觉提出各种现代化理论试图指导或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不仅明确提出了“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概念，而且参与论战的学者们从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蓝图和设想，其中的合理之处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论战。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毕竟只是当时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各种现代化思潮，无论是新的社会因素的反映，还是旧的社会条件的表现，可以说都有共同的矛盾焦点，表现了同一个时代特征，形成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应从当时各种社会现代化思潮的发展中去把握。正如传统的思想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样，各种繁杂的现代化思潮也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养料。离开现代化思潮的整体，试图单纯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必然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分析。 一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传到中国，使人们以为现代化理论完全是舶来品。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要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例如在柳克述所著的《新土耳其》一书中，就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注：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337页。）。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 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 ）的提法（注：HuShih,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 Christian's Year Book,1929.）。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 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编者写到：“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注：《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又应当怎样。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当时学术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陶孟如、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从讨论的结果来看，大家在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方式等问题上争论激烈，但在讨论中，基本上都趋向于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再到“现代化”，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把握和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不断深化，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正如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以前人们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注：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225页。） 毛泽东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可能是在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的参政员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这时才形成现代化的设想。 实际上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已经全面、科学地描绘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只不过还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已。很难说毛泽东开始使用“现代化”一词是受了哪一个人的影响，我认为，对于“现代化”这个频繁在报刊上出现的词汇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张旗鼓的讨论，毛泽东是不可能不加以关注的。从1941年毛泽东开列的一份报纸、书刊订购清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及经济形势是非常了解的（注：毛泽东所列书目清单，请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尽管“现代化”一词在当时还颇多歧义，但它毕竟更能准确地反映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后来的《论联合政府》及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化”或“近代化”一词也开始出现于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著作中。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鲜明地指出，古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我们取得了“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能够敏锐洞悉世界历史潮流，将“现代化”这一崭新然而更科学的范畴吸收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无疑使之更加丰富和更加完善了。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关键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去探索中国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我们常谈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当时中国的广大知识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三四十年代的“工化”与“农化”之争就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农化”还是“工化”？这是早在五四前后就与“孔化”还是“西化”同时提出来的一个争论的问题（注：陈宰均：《工化与农化》，《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但争论的真正活跃是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在30年代才出现的。30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各派是这个时期宣传以农立国发展道路的主要力量。其中又以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因此， 他毅然“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注：李紫翔：《“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1935年7月20日《益世报》（天津）。 ）。明确反对中国以“近代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与农化相对立的是大力宣扬西化的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在《我们没有歧路》一文中，吴景超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只有努力赶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注：《独立评论》第12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