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0）01－0125－04 党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同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建设从来是同党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的状况，同党为解决这些任务而确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来，党的自身建设是在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的，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的。 “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西柏坡时期，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两大阶级的战略决战已近尾声，中国革命处于新的转折关头，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将全部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全国政权的党。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即将转移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螺旋式前进着的历史将胜利与执政的严峻考验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一边指挥战略决战，一边深深思考着如何不让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重演300 多年前李自成的悲剧。在考虑即将来临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时，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C〕，中央档案馆编，第861页。）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C〕， 中央档案馆编，第861页。）为此，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C〕，中央档案馆编，第861页。）在离开西柏坡前夕和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进京赶考”，发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正是由于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党面临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的任务和新的思想，为全国胜利后党的自身建设作了重要准备。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执政的舞台。执政党的地位，为我们党通过国家政权团结、教育、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创造了空前有力的条件，同时，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这不仅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从而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捧场所腐蚀。面对执政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为了保证广大党员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党内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互相监督作用，并利用报纸刊物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1950 年5月，开展了大规模整风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教育，提高了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 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提出了用三年的时间进行整党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正是由于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执政党自身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坚持从严治党，使我党经受住了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并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取得了国民经济和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辉煌胜利，使我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艰巨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全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其时， 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 在多事之秋的1956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引起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从执政党自身建设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党的八大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要管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及坚持群众路线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对于指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保证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正确领导，也从总体上保证了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这是后来党能团结人民克服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战胜“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八大前后的正确探索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上开始出现偏向。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逐渐发展，党的建设遭到挫折。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步走向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期间， 中央虽然于1960 年到1962年进行了经济调整，在政治上为“反右倾斗争”中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平反，毛泽东本人也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左”倾错误部分得到纠正，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未能得到彻底纠正，特别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致使“左”倾错误思想迅速发展，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我党陷入空前灾难之中。 再塑形象——拯救于危难之时 历史的代价往往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严重的挫折促使我们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十年动乱，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浩劫和创伤，对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来说，更是一次严重的破坏。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两个凡是”却又使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局面，当历史呼唤着一场大变革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却仍然被一道道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困难和徘徊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面，领导和组织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在党的建设史上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讨论，全党进一步认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开始从多年盛行的权威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这次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识别能力，对于纠正“文革”以及“左”倾错误，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