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事业。本文主要叙述30年代他参与抗日救国的一些活动情况。 一 杜重远在东北以创办肇兴瓷业、振兴国家而著名，1929年被辽宁省工商界推选为奉天商会副会长。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他深感亡国之恨，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斗争。9月27日，在奉天会馆剧场召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杜重远是与会重要成员之一，被推为常务理事，并任宣传部副部长。11月，他化装逃亡到北平，随后即被派往上海，与各抗日救国团体进行联系。 杜重远在东北时，就是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一到上海，立刻去拜访了他所仰慕的邹韬奋，并很快成为挚友；随后又结识了沈钧儒、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救国的思想纽带，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对他开阔眼界，思想进步，具有很大帮助。他积极协助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1932年4月2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13期刊登了《生活日报干部名单》，杜重远、李公朴任经理部正副主任。1933年7月，邹韬奋正式创办生活书店，在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次社员大会上，杜重远和邹韬奋等同时被选为理事。此时，邹韬奋因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流亡国外。随后不久，《生活》周刊也被国民党扼杀，宣告停刊。 《生活》周刊被查禁后两个月，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随即于1934年2月问世。“希望借文字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之目的”。（注：杜重远：《“九一八”三周年》，《新生》周刊第1卷第32期，1934年9月15日。）“新生”即祈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写的发刊词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疯狂似地东奔西走，呼号全国……正因记者自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有向全国民众呼号呐喊的权利与必要”。“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他最后郑重宣告：“（一）本刊的宗旨是光明正大的，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二）本刊的态度是无偏无党的，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三）本刊的内容是深入浅出的，期成培养新知的园地。”（注：《新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10日。） 《新生》周刊继承了《生活》的爱国主义传统，连编辑部的人员也是《生活》的原班人马。邹韬奋曾给著名的爱国报人、好友戈公振写信说：“《新生》为《生活》后身，乞兄为之撰文，表面上由杜重远兄负责，一切仍属旧贯，编辑由艾寒松兄负责，发行仍由徐伯昕兄负责。”（注：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页。） 杜重远在每期首页上开辟“老实话”专栏，亲自撰文，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深刻揭露日本提出所谓“中日提携”、“中日亲善”的阴谋。他写的《沉痛的纪念》一文，高度评价了“一·二八”抗战中中国军民的英勇献身精神，说：“‘一二八’战争，是中国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要求解放、民众反帝的唯一英勇的战争。最后，这一次战争，虽然是中国方面失败了，但此‘非战之罪也。’中国民众反帝的巨大力量的表现，是永远的光荣地存在，而使日帝国主义者发着抖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过去‘一二八’的事实与教训，昭示得我们明明白白，只有反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只有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方能救中国的危亡与图存。帝国主义者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退让屈服，而就会中止他们侵略的野心的。”（注：杜重远：《沉痛的纪念》，《新生》周刊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26日。）他针对日本散布的所谓“中日亲善”的言论著文说：“‘中日亲善’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断然的说一句：这是日帝国主义者希图消灭中国大众抗日的情绪，散发麻醉中国大众的一种烟幕弹……中日要怎样才算是亲善呢？我们可以代表中国的大众对日帝国主义说：第一，请你们立即撤退满州、热河、华北的日军；第二，自行的宣布取消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重订平等条约。这两件事如做不到，那末我们就可以知道，由日帝国主义口中所唱出来的‘中日亲善’的调子，是有着怎样可怕的意义了。”（注：《中日怎样亲善？》，《新生》周刊第1卷第44期，1934年12月8日。） 杜重远认为青年最具有爱国热情，因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指出：“现在是所谓外有强邻，内有国贼，我们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不是写几篇文章，丢几个炸弹，就可了事的，必须有大多数觉悟的青年，不辞艰苦，不畏强横，在一种整个民族的彻底解放意义之下，深入社会，痛下工夫，得到民众的信仰，抓住环境的重心，向前干去，然后才有改革社会的力量，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理想。”（注：《勖青年》，《新生》周刊第1卷第38期，1934年10月27日。）“青年诸君，放下消极的愤慨，负起积极的责任，努力！努力！光明的时代就从这黑暗的末日开始呢！”（注：《为消极悲观的青年们进一言》，《新生》周刊第1卷第18期，1934年6月9日。） 《新生》周刊以它清新的笔调，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对现实生活的贴近，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销售达15万份之多。邹韬奋曾评论说：“我出国后，《生活》周刊即被封闭，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注：《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37页。）由于《新生》周刊举起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因此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忌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