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壮大，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和不朽的功勋。特别是他的英名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不仅由于他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要求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纪念日的首倡者，而且还在于他是中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和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在五四运动时期，很引人注目、促人深省的历史现象，就是一批最先进、善思考的爱国知识分子，相继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历史现象的发生有多种客观原因，例如，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强大感召；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和弊端暴露的启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反面刺激；无产阶级崛起的鼓舞，等等。其间，不到30岁的李大钊，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在民主主义者中，是他率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深入探讨这一转变的主观原因，对于我们了解李大钊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启发、教育当代青年，尤其是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潜心研究国情是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要前提 “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9日）爱国必先知国。“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李大钊，一向关心国事，潜心研究国情。（《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他不仅撰有《国情》一文，而且常从研究国情入手，立论著述。他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弄清中国国情，解读中国之“谜”，“亦惟中国人能之”；（上卷第128页）不能“求国情于外人”，轻信他们以本国国情来比附、评判中国国情的言论。那样，反易误国、害国。他认为，研究国情“必与历史并举”，而“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上卷第113页）他深情地指出：“吾华建国，宅于亚陆，江山秀美，泱泱大风，世界之内，罕有其匹”；（上卷第174页）而今则由久受“君主专制之祸”，（上卷第175页）外受列强欺凌，内有军阀统治，又一次面临“国亡家破”的危险；但是，“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上卷第123页）中国前途远大。 民情是国情的主体。李大钊很早就注意调查民情，体察民心动向。他关心民瘼。民国初，他目睹“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饿殍横野”（上卷第6页）的惨景，由欢欣变失望，由“隐忧”进而“大哀”，得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结论，（上卷第4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国并非人民的国家，而是少数军阀官僚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的本质。他重视民气。为抗议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代表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同胞“当怀死中求活之心”，肩负起“救国之责”。在回国主持编辑《晨钟报》期间，精心设计古钟图案，每日选登一条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警语，取意警钟长鸣，唤起民众。他坚信民力。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人民的民主要求，“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上卷第164页）他认定，中国不会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上卷第123页）中国人民之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应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上卷第648页） 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撰成《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讴歌这场革命，说它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此后，李大钊以深邃的眼光、广阔的胸怀，更加自觉地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当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后，他悲愤地指出，“弱国外交，断无不失败之理”；（上卷第136页）这次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下卷第1页）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强盗行为，并发誓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下卷第3页）他表示“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下卷第45页） 李大钊通过潜心研究国情，对祖国的爱之深切，知之真切，比他同时代的人都高出一筹。这也就成了他能在五四运动中率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要前提。 二、执著追求真理是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李大钊深知：“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上卷第446页）他期于必达，与时俱进，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并使自己成了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追求真理的执著，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