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是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发展与延伸，是应皖奉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共商国是。这是显然无疑的。但是，本文认为孙中山北上，不是单纯被动地应邀北上，而是具有其深刻的主观动因和多方面的合力因素。 一、践邀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力图武力统一中国，加剧了直系与粤皖奉的矛盾。在共同反直的基础上，粤皖奉三角联盟形成。据《汪精卫手书与段奉之军事政治合作计划草案》披露：粤皖奉三角联盟约定，粤皖奉三方中任何一方受到攻击时，其它两方“应并力合作，以扫除敌人势力”，“将来向敌人战争彻底或讲和，皆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注：《汪精卫手书与段奉之军事政治合作计划草案》，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1969年版，第912页。）1922年下半年起，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日益公开化。1923年初，孙中山在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中称：“予以张、段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注：《孙总统宣述政见》，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25日。）1924年9月上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他北伐的极好机会，加之为了践约反直三角联盟，故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20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10月23日，北方直奉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皖奉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于是孙中山“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北上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他认为此时谋求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333页。）。 孙中山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对于皖、奉军阀的实质未能从根本上认识。11月8日，他对日本记者宣称：“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注：《孙文与日记者之谈话》，北京《晨报》1924年11月8日。）当时，大元帅大本营会议曾议决：“无论何人何系，能有反直举动，以倒曹逐吴为职志者，革命政府当认为同情之友军，加以援助。”（注：《大元帅决定对付时局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11月23日，他在长崎进一步指出：“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页。）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和平统一，孙中山对段祺瑞已出任临时执政不表异议，承认其地位。12月1日，他在日本门司指出：“至于目下之北京政府，段祺瑞即出任政府，其资格良宜。予舍推崇之外，别无他见存也。”（注：《在门司与来访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2页。）孙中山还针对北京部分国民党人和组织散发打倒段祺瑞、张作霖传单一事，于12月18日发出训令：“余此次入京，奉持主义与各方周旋，对于现执政及奉天军、国民军各方面均有向来友谊上之关系”，“着北京执行部及市党部通令党员，对于此种传单一律禁止，其各团体有此种种传单者，亦应随时劝止，以期永维友谊，共济时艰。”（注：《孙先生训练党员》，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8日。） 显然，孙中山对自己践约皖奉友军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有着美好的愿望。 二、扩大革命宣传，将革命推向全国 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认为孙中山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宣传本党主义于北方民众，以图全国民众一致结合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完成统一的革命事业之工作。而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约二者，则尤为最显明切近之目标。”（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孙中山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扩大革命宣传的重要性。此时通过北京政变，他深感“北方的军队和人民，也有天良和爱国心”，“可以受革命党的感化”，决心北上“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266页。）11月12日，他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指出：我决意到北京去，“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我信这次到北京去可以自由行动。能够在北京自由活动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8页。）11月19日他在上海进一步指出：曹吴失败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2页。） 孙中山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两面旗帜，沿途呐喊，唤醒民众。在北上的过程中，他抓紧一切时机，无论在寓所、宴会上，还是在车船中、码头车站内，尽自己最大的热情，广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和目的。 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之唯一办法”（注：《中山先生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日。）。他反复强调：“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经有组织的团体，举出代表来出席国民会议，大家商量，解决国事。”（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页。）“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这种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最近的主张。”“我这次的行动，就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去开国民会议。”（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