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D67 二三十年代是重庆城市现代化历程极为关键的转型时期，笔者以学界较少关注的军阀政治与城市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重庆城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因川江航运的发达而进一步凸现，城市商贸经济发展条件基本形成；刘湘军事集团对重庆的“军人干政”及其逐步实施的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城市建设，是重庆城市变迁的主要因素；21军在四川军阀中的绝对权威，使其驻防的核心基地——重庆得以在川军混战中享有近十年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卢作孚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觉醒及民生公司致力于沟通四川与外界的努力，震醒了“封闭”的川人，极大地冲击着四川军阀的“川人治川”政治理念。 一 对于20至30年代的重庆城市变迁和发展，“下江人”（注：“下江人”是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的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下江人”以“上海模式”视野审视20、30年代的重庆城市景观的话语，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重庆城市发展变迁实况。）和西方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话语。“下江人”说，“把成都和重庆比，恍惚等于把苏州与上海比”，“重庆是工商世界”（注：黄炎培.蜀道.第38页.上海开明书店，1935）。这个西南内陆独一无二的大商埠，其繁华程度“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注：黄九如.中国十大名城游记.第106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这里“中国大城市所有的洋货大概都有”（注：舒心诚.蜀游心影.第37页.中华书局，1939）。舶来品充斥市场，逐渐影响着市民的生活习俗，不仅“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欧酒巴菰输自海舶”，而且“城追西俗，级染市风，小食几遍通衢，远物以供日用”（注：向楚.巴县志.卷5.礼俗.1939（刻版））。 重庆城市“现代”意义的发展阶段始于1928年（注：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it:Bn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Chungking.p.3.UnitedStates of Amenica,Washington:GovemmentPrinting Office.November,1975）。由此开始，兴建西部新城区，筹办城市的工业，改造和拓宽旧城区的街道等市政建设规划开始实施。随着邻近的江北、南岸区的城镇和乡村被划入新城区，城市空间突破了原来的城墙范围。与此同时，旧城区的市容为之改观，公路经过的地区，开始出现高层建筑，繁华区域逐渐由两江沿岸向公路两侧转移。重庆的进步“是如此的引人注目”（注：H.G.Woodhead edit:Yangtze And Its Problems.p.46-48,Shanghai:The mercury Press,1931），城市景观渐渐有了某些“现代性”的象征。经过扩建后的新市区“马路两旁十丈进深内之入口，已由二千余户增至五万余户，新建各式住宅，栉比连云，曾家岩一带，尤多军政大员富绅巨贾之别墅。汽车扬尘，顾盼其间，谁复念数年以前，此处犹为荒冢累累哉”（注：陆思红.新重庆.第22-23页.中华书局，1939），“近郊上清寺、曾家岩一带的清幽拔俗，实可与南京的鼓楼、陶谷媲美。于层峦起伏之中，大道四达，其间别墅如云，华楼掩映，一种壮丽阔大的气概，非寻常的猥琐都市所能及”（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14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抗战爆发后，重庆的都市气派十足，“诸如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如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15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 30年代，重庆的新兴公用事业——自来水、照明、电话等建设也十分引人注目。1930年成立重庆自来水公司，次年向全市供水。1929年市政府极力筹划将电话办成公用事业，旋即筹集地方公债80万元，并与中国电器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提供设备和安装技工，到30年代中期共建成手动式和自动式电话3000余台（注：周勇、刘景修译编.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海关报告.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36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935年3月，成立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拥有1000千瓦发电机3部，日常发电约2000千瓦，基本满足了城市的照明用电和部分生产用电，“全市大放光明，顿成不夜之城”（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97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正因为有了“电力厂，自来水厂”，重庆“比成都现代化得多”（注：黄炎培.蜀道.第38页.上海开明书店，1935）。在“下江人”和西方人的话语中，一些“上海模式”的重要象征：高楼大厦、电影院、咖啡屋、西餐馆、崭新的轿车和新式的路灯等城市化物化指标在重庆都出现了。作为四川“最摩登折的”城市（注：葛绥成.四川之行.第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重庆既“颇有沪汉之风”（注：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第164页.中华书局，1937），又“颇似香港”（注：庄泽宣.陇蜀之游.第1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简直可以说是“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注：刑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39辑.台湾影印出版）。西方人称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注：Chungking News.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p.27.January,1929），“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城市了”（注：Chungking Jottings.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p.40.June,1931）。 二 影响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川江轮船航运的发达使重庆在西南内陆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为都市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民生公司为代表的川江航运业民族资本的成长与壮大又带动了重庆城市其他新兴产业的兴起。 四川省是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相对封闭的区域，四周都是海拔1000至3000米的山地或高原。在这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内，仅一线长江与外部沟通，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嘉陵江为长江在四川境内最大的支流，四川盆地之中部及东部，尽为嘉陵江流域所经。长江上游（川江）以重庆划分为上下二段，重庆不仅是长江水系的交通枢纽，且“红盆最富庶地域这全部，皆为背后”（注：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43页.正中书局，1946）。重庆之西部及北部，属于川北丘陵地区，全部为白垩纪之赤色软质页岩所覆盖，夹以薄层之软质砂岩、水平重叠，此土壤，不仅生产力极强，且农业之盛，堪与成都平原媲美，“故其都市之繁荣，亦即应运而生”（注：袁著.重庆都市发展之地理的根据.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5期.第55页.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