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尚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汉族不同。如藏、彝、傣、哈尼等民族保持着奴隶和农奴制；景颇、傈僳、独龙、怒、布朗、佤、基诺、德昂、鄂伦春、鄂温克及部分黎、瑶和拉祜等民族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就是社会发展阶段与汉族基本相同的壮、瑶、苗、侗、布依、白、蒙古、回、满、朝鲜、维吾尔等民族，在土地关系中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因此，如何根据少数民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他不同特点，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各少数民族进一步摆脱阶级压迫，走上共同发展和繁荣道路，是建国之初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在领导我国土改期间，对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给予了特别关注，不仅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而为完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土改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仗着军事上的优势，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妄图发动全面内战。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3/4人口的地区， 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1亿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 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7页。）1946年5月4日，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从此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在解放区展开。1947年秋，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深入，为及时总结经验和制订新的土地政策，经中央批准，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后，土地改革运动以更大规模在解放区继续展开，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大解放区有上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解放。 在解放区土改期间，鉴于解放区内除汉族外散居着回、满等民族，特别是东北等解放区内还聚居着相当数量的蒙古、朝鲜等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虽与汉族相同，但在土地关系中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并有不同于汉族的特点和情况。刘少奇认为妥善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既关系到解放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又是完成解放区土改的需要。于是，他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依据，指导解放区开展调查研究，就少数民族土改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 首先，刘少奇有关解放区土改的论述对少数民族土改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如他所强调的：“在实行中还可发生各种问题，应随时准备再发布补充办法。特别是关于土地分配办法应切实注意。”（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又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方针政策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决定的政策，可以全部适用于比较巩固的解放区。在特殊地区、游击区、战区和新区，可以特殊一些，务必适合于当地的环境，不能机械执行。”（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88、39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指出：“因中国是一个这样不平衡发展的国家，任何一个法令，要在全国一切地方都贯彻，是困难的。在全国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或还可在热河的某些地区及其他地区，例如蒙古地区，则大体上实行土地国有制。”（注：《刘少奇年谱》（1989—1969）下卷第128页。） 其次，刘少奇对解放区少数民族土改政策、办法的制定给予了直接指导。早在1945年12月，刘少奇就强调指出，“应积极从各方面调查蒙民地区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情况加以研究，然后决定对蒙民的政策和口号。”（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984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之后，他一再要求就蒙古族地区的土地关系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妥善解决办法报中央批准。他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等电，要求本着有利于蒙汉团结原则来研究解决蒙汉杂居地区的土地问题。（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022页。）后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东北、热河等地土地问题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于蒙古人地区的土地问题，现在不要急于解决，应详细调查另行处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1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还专门会见东北等解放区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土改问题的汇报，并就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 东北等解放区以刘少奇上述指示和意见为指针，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如冀热辽宁省分局建议：“在蒙古人内部，暂不进行清算减租运动，但在其周围汉人中，应广泛开展这一运动，以影响蒙古下层，一般蒙古下层人民觉悟提高时，由他们自己内部去发动这一运动，而且必须要发动。”东北局则提出：“1、 一面发动开明之蒙古地主，自动献地，一面发动汉人农民多给地主留些地并献点粮食作为交换。2、蒙古地主之土地分给农民后， 由我政府每年给以一定数目之粮食作为代价（不妨稍给多一些）。3、实行适当之减租减息，保存地权者采用其他办法。”（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057页。）其中最为全面的是云泽1946年8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蒙古族地区的土地状况，提出了蒙古族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建议。这些建议和报告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8月10日， 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给云泽复电，认为云泽关于蒙区土地问题的意见甚好，蒙区的土改可按此意见开展。（注：《乌兰夫年谱》第1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与此同时，在刘少奇指导下，解决区还陆续制订了解决回、满等散居民族和宗教土地问题的办法和规定。如华东局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使广大回民基本群众同等获得其应得的土地。”（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049页。）东北局也在《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提出：“在乡村有回民的地区与汉人同等分得土地。”冀热辽分局鉴于在热河存在不少旗地，地权虽属于满族皇亲、退伍旗军等，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已落在封建地主手里，遂提出：“（一）旗地归农；（二）地主挂地周围的边荒地，归开垦者。”（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198页。）由于蒙古、 回民族分别信仰喇嘛教和伊斯兰教，与宗教关系密切。华东局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提出：“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063页。）东北局也向中央建议：“清真寺在某些乡村或城效占有一部土地，其所得租粮，除作为清真寺开支外，又有一部做所谓慈善事业之用，借此团结一些回民。此项土地虽多为教长所掌握，但在名义上则属当地清真寺所有，一般为数不大，又牵涉少数民族问题，故不宜完全按照原有基督教堂的土地同样处理。我们意见：此项土地一般不予没收分配，仍允其出租，如当地回民大多数要求分配时，可征得他们的同意，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回民所有。”（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220页。）对此，刘少奇及时起草中央给东北局复电，表示：“同意你们对清真寺土地的处理原则。但在土地暂时不分配的情况下，仍应实行减租减息。又，在教民同意下，清真寺土地及财产可否从教长一人掌握转变为集体管理，望加考虑。”（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