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针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运动扩展到城市），历史上称为“四清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对它的历史评价，已有诸多学者在书中或在文章中有所论及，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前后思想起了相当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运动的认识产生的矛盾。如何分析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他在“文革”中的种种理论和种种作法。应当说，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已将其错误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这场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混乱。笔者试就上述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实事求是地说，四清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以及加紧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主张分不开的。 庐山会议之后，我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这一点，对全党来说认识是清醒的。正因为如此，从1961年以后，中央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尤其在1962年2 月西楼会议以后，中央决定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措施。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一时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不利局面，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但还不能说已获得根本好转。在农村，根据毛泽东的极力主张，1962年春耕前已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由此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当然，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实，在农业生产恢复中，一些具体做法也有待于进一步认真地总结经验。另外，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央还注意调整了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使一度出现的各方面的紧张关系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应该说，上述调整政策还是鼓舞人心的，也是符合中央在加快恢复发展中国经济建设步伐的主流思想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有利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原因是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放弃继续开展阶级斗争这一主题。这也可以说是四清运动发生的动因之所在。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调整经济关系和调整政治关系而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或者说根本没有改变。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毛泽东坚持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部“蛰伏”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因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认为“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注：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表面看，这一认识似乎是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上书引起的。但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它与“大跃进”后期知识分子获得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大跃进”后期，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知识界、文化艺术界，以及一些戏剧和小说的出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揭示现实与实际生活中的实际差距方面所作的努力，他们甚至想用更多更新的知识和文化来求得解除政治对思想的束缚，冀图以此来帮助中共解决“大跃进”所遗留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进一步盼望允许知识分子在一些场合可以公开地对党和国家政策进行评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鼓励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没有必要完全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其思想言论可以和政治活动区别开来；还是限制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要求知识分子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的思维必须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显然，毛泽东的思想是倾向于后者。 另一方面，从后来发生的种种现象来看，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以世界观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结果把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然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那么不能允许知识分子有政治思维、政治活动的言论自由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他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说，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但是，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对党的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更不能允许知识分子忽视研究与政治和阶级斗争直接相关的课题。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大众服务。因此，当他的批评者——即知识分子对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扩大化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不愿意给予他们在制定政策中的发言权，更不愿意允许知识分子通过正常渠道对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反而，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映。 其次，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对毛泽东，乃至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已日趋紧张，美国不仅继续武力占据着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而且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对我国构成威胁，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关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分歧的建议，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苏联人大力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在向中国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拒绝后，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面，使中苏关系更加日益恶化。而从国内形势看，当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同时，祖国内地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也乘机大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致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上述问题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毛泽东以及中共决策者的深刻思考和忧虑。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思考则直接影响着中央决策的制定。 1963年3月， 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处在准备阶段的过程中，各地总结试点的经验和问题已经陆续向中央作出汇报。在这些汇报中，有的夸大了阶级斗争激烈程度，有的渲染了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对此，毛泽东着重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并且走访了许多地方。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先后对《宋任穷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等18个材料写出批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样一种估计下，当年5月10日，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很快发出了《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