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引进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两个阶段。其中，引进阶段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介绍进来，到确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过程；是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试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并未能达到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这个引进阶段最显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所以，引进阶段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阶段。把李大钊与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对于说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李大钊，是有意义的。 一 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是指马克思主义被一批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真理，作为一件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接受下来，用它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四时期。在此之前，至少有20年时间，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不时地以汉字形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做这项工作的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有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著名的维新派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20年来的介绍，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其原因除了对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构思宏大、严谨而深刻的学说的全面了解和接受需要一段时间之外，主要是因为时代环境还没有提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从清末到民初，有志之士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或民主共和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改革、革命及建国的先进经验，对于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固然，袁世凯的独裁行径引起严重的反思，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由此进入了文化反省，并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坚持革命的国民党人则诉之以二次革命和护法斗争。但无论是启蒙者，还是革命者，他们斗争的政治目标仍旧是民主共和国。只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置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要求于不顾，这样几件事情相继发生，人们对于西方列强的反感，对于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弊病的认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推翻旧制度的惊羡，才相互作用，激发起对于社会主义，进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向往。 在这个时候，从袁世凯手中接下统治权力的北洋军阀各派势力把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勾心斗角，对内不惜发动战争，暴殄国财，涂炭百姓；对外妥协，继续丧权辱国，甚至勾结列强，引狼入室。于是，推倒军阀政府，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也正是这个时期，外部的影响和内部的环境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气氛。同时，爱国示威运动的持续发展，则激发了各阶层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热情。然而，许多人提出的诸如研究社会问题、改造社会组织、制宪、自治与联治、建立好政府、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开发实业等改革方案，大多不敢触动军阀政治的统治，既不能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虽然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五花八门，不仅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相互矛盾，而且多陷于空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树立，如同黑暗中升起一颗导航的明星。它帮助进步的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 历史证明，那些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都遭到失败，而依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旦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之上，便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她与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合作，开辟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她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历经坎坷，却能够一步步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除了归功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毅力、胆量和智慧之外，更重要的是归功于他们的信念：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和革命利器。不难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树立，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中国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没有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当然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 树立的前提是引进，如果把介绍十月革命当作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那么，李大钊或许不能算做引进的第一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对于十月革命的报道都在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之前。此外，现存的出版于1918年3—7月间的5期《劳动》杂志， 每期都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字。其中，5月出版的第3号上有一篇题为《劳动节》的文章写道：“去年俄国社会革命起，劳兵农会执行国政……而消灭资本制度，夷去私产所有权，同时执行，共同生产共同分配之原则，并适用于革命后之新俄国。至是旧社会乃蜕化其一部分，向之所谓乌托邦，所谓幻想主义，所谓梦者，悉实现于人间。今而后之事迹可知矣。”（注：载《劳动》第1卷第3号，1918年5月20日。 ）这类思想和稍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理解介绍颇有近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对李大钊的认识有过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