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洵(1965~),男,重庆市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市 400715 杨光彦(1937~),男,贵州省赤水市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市 400715

原文出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由于重庆战时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调整,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主要的轰炸目标。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 给重庆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典范,具有深远的资源价值。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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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 2677(1999)06—0124—(06)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 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P192)。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事例。

      一、重庆大轰炸的起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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