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新闻巨头亨利·卢斯 Henry R.Luce），以其控制的时代公司的三大杂志为工具，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以突出蒋介石为中心的树立中国全新形象的运动，以求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决策机构，以便使中国最大限度地获取美国援助，来抗击日本侵略和稳固蒋介石统治。本文通过对1926年至1949年《时代》杂志（Time）以及1937年至1949年《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 ）杂志逐年的追踪和对其它有关资料的分析，考察了卢斯导演下的这场运动的经过和发展，探讨了卢斯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动机，并讨论了这场运动给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 亨利·卢斯是时代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于1898年4 月生于山东登州，父亲亨利·温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是一个于19世纪末来到山东传教的美国传教士。1916年，卢斯考入耶鲁大学，在人才济济的耶鲁大学中，他充分表现出了头脑敏捷、思维活跃的特点，被选为校刊的主编，成为当时耶鲁校园中的风云人物。1923年3月， 他与耶鲁大学的同学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创办了《时代》杂志， 并任主编。在众多的新闻杂志中，《时代》以其新颖的文风、尖锐的评论而迅速被美国公众所接受。1930年2月， 时代公司发行了专门报道美国商业情况的杂志《财富》，1936年11月又出版了日后深受大众欢迎的画刊杂志《生活》。这三大杂志发行量巨大，构成了时代公司的主体。1938 年5月，时代公司迁进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和生活大厦，以此为标志，卢斯的时代帝国正式成立。 从二十年代创办《时代》杂志以来，卢斯就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他一直忧心忡忡。1937年7 月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他为国民政府的抗战摇旗呐喊。同时卢斯敏锐地感觉到尽管国民政府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求取得中立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并企图使这些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实施制裁，然而初期效果却不显著。 面对这种情况，卢斯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积弱的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处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中国在英、美尤其是美国人民中的形象并不十分乐观，而“形象”因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在美国政府制订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随着美国的建立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形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层面”（注：James M.McCor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Values (Itasca,Illinois:F.E.Peacock Publishers Inc.,1985),p16.），这套价值观成为决策者用以评价对外政策实施对象的标准， 从而给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又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其突出表现为决策者的感情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受着国内公众舆论的强大制约。就公众舆论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而言，理性的指导因素进一步淡化，感情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公众感情则几乎完全为他们心目中的外交政策客体的形象所支配。就二战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而言，“‘中国形象’这一微妙而又事关重大、影响深远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注：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它作用于一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对华政策的力量的全部思维和行为之中。因此对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在美国决策机构和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而又有中国特点的全新的中国形象，是能否争取到足够数量的美援并巩固自身统治的关键。这一点成为对美外交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当时，这种形象的创造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的。一方面，蒋介石指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宣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加强对美宣传；并密电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美、英舆论的收买。（注：刘景修、张克明：《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 页。）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蒋介石利用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卢斯，使他以美国当时最大的新闻媒体——时代公司为基地，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塑造中国新形象的运动。 作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卢斯深知一个受美国公众欢迎的“中国形象”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和稳固统治所起的重大作用，也充分了解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这种形象的艰巨性和困难。但他认为由于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这场运动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客观上，由于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两国人民的交流还不够频繁，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依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美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对中国不很重视，尤其是在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孤立主义思潮弥漫一时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报道更是微乎其微。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逐渐受到侵犯，美国采取了有限度地支持中国的政策。与此相适应，美国的新闻机构也部分地注意到了中国的抗战，出现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报道，但势力影响并不大，尤其是对中国情况并没有全盘的综合的报道。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很清醒的认识和评价。这给卢斯提供了一个机遇。时代公司即将发动的这场精心策划的全方位报道中国的行动显然要优于其他媒体的零散报道，这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从而使时代公司成为公众信赖的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以便使公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时代公司所创造的中国新形象。 时代公司三大杂志在美国公众中享有的巨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卢斯拥有并负责编辑的《时代》杂志在三、四十年代已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1938年3月发行量达70万份， 1942年7月达100万份。（注：Time's Milesones,Time,March 8,1948.p22.）《时代》杂志的报道有着鲜明的倾向性。但由于这种倾向性是通过巧妙的选材和独特的新闻报道方式间接地表达出来的，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这也使《时代》杂志的发行量年年连创新高。《财富》杂志在美国工商业界中有着很高的声誉，1930年发行量达3万份，9年后，这个数字翻了4倍多。（注：Robert E.Herzstein,Henry R.Luc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4),p61.）而《生活》杂志则以其大量的图片和注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为美国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杂志，在1938年它的读者据说有1730万。时代公司在美国公众中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卢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