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1月中旬， 就在党和国家准备着手制订全面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准备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了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必要性，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他们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左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也在讲话中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提出了在12年内使我国落后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注：郑德荣主编：《新中国纪事》，第162页， 东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在党的这一理论和政策鼓舞下，广大知识分子精神振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1956年成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好年头。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随着不久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被否定。公开改变是在1957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在讨论关于整风反右斗争问题时，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正是由于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转变，使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据统计，在当时划定的55万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竟占了57%左右（注：周振林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理论探讨》，1980年第1期。），极大地冲击了我国教育、 文艺和理论界的队伍，使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观念重新抬头。接着，1958年在知识界进行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和所谓“拔白旗”运动以及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错整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错误，党中央逐渐有所察觉，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内部批示中，批评了北京某大学一个基层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做法，并致信陆定一，建议将该件印发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的各级党组织，开展讨论，引起注意，以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注：郑德荣主编：《新中国纪事》，第249 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这一批示， 开始了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转机。 继之，在1961年7 月中央批准颁发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中，尽管又重申了关于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提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鼓励科研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强调继续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严格划清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5/6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等。 这个曾被邓小平誉为“科学宪法”（注：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827 页， 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8月出版。）的《科研十四条》， 明显体现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认识的进一步好转。 在上述基础上，1962年2至3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批评了1957年以来的宁“左”勿右倾向，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陈毅还在会上宣布给大家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向大家行了“脱帽礼”。此后，周恩来还在同年3至4月召开的第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宣布：经过12年锻炼的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党中央和周恩来的上述努力，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创伤。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为时不久，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再次走向曲折的低谷。 1962年9月，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在批判所谓的“翻案风”中，点名批判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是企图为高岗翻案。在康生的煽动下，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次年5月， 《文汇报》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开始了一系列公开点名的过火批判。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对文艺问题的批示中，认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他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批语中说，该界所办的刊物，15 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从此，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教育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 二 从上述论述可见，在“文革”前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党在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方面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发展。何以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