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凤城,1963年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在职博士生。邮政编码:100872。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国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完整意识是在80年代后期才确立并日渐加强的,到80年代末,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已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则迈入深化和拓展阶段;围绕国史的学科属性、历史分期、历史主线和重大历史问题,如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争鸣;国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还需要在学术规范话语、体系与写法、研究视野和方法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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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已取得了公认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研究概况作一客观的述评。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

      早在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曾集体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书,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6章, 比较系统地叙述了1949~1958年的新中国历史。然而,国史真正被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完整意识是在80年代后期才确立并日渐加强的。尽管此前国史中的很多重大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尽管已有某些开拓性的、对国史研究具有很大启发作用的论著问世,但大多并不是在建立国史学科的自觉意识下进行的,有关国史研究的属性、体系、框架等关系到整个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则是80年代后期及其以后的事,而且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期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百废俱兴的历史情境而言,也只有到80年代后期才具备国史研究所需要的社会、思想、学术和人才条件。

      可以说,80年代后期是国史学科建立并形成基本框架、体系和共识的阶段。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国史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并取得丰硕成果,一大批国史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等,不下十余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历程》,总计200万字左右, 对新中国40年的历史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和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另外,一批工具书相继出版,如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黄道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等。最后是研究和探讨国史的文章明显增多,其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史学科建设的意见,主要涉及国史研究的意义、学科属性、历史分期、基本体系或框架等;二是对国史领域内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总之,到80年代末,国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已基本确立。90年代,国史研究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可谓丰硕。经查阅和不完全统计,1993~1996年,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 译著、 工具书等70 余部, 1997~1998年,出版近30部;1993~1997年,共发表学术论文710 余篇。

      第二,研究领域日趋广泛。在这方面,既有某阶段、某方面、某问题的专门研究,又有跨时期的宏观探讨;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又深入到某个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思潮进行个案研究;既有总体的定性分析,又注意数据和定量分析;既有对某些重大决策、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考证和准确界说,又有对它们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分析;既充分展开对1978年以前国史的研究,同时又注重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第三,研究质量有明显提高。进入90年代后,跨时期的综合性国史著作明显减少,因为该方面的著作已经较多,并存在重复和雷同现象,要在短时期内有突破比较困难,因而就某个时期、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的论著逐渐多起来,如邓力群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共150部(套),每一部均是就国史中的某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又如,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则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力作。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0年国是反思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则是就国史上某些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批判、极左思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美关系等,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集。其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外交史、国防建设史等方面的专著,同样反映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另外,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看问题的角度,对问题的分析,表现出新颖、独到、更为客观的特征,如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现代化理论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和探讨。

      第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得到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已出版20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老一辈革命家或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为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薄一波、胡乔木、万里、耿飚、李锐、吴冷西、于光远等的回忆著作和文章。特别是薄一波的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客观地记载和分析了1949~1966年间中国的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历史进程,书中利用的大量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五,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其中一些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如80年代后期出版的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90年代以后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国外有关国史研究现状的介绍,对国内国史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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