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有宝物，锁在柜中人未知；一朝曝光，学者获益匪浅 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函电稿”），是该馆的重要藏品之一。 主要收录了胡汉民1931—36年间与各方来往的函件、电稿二千五百多件（通）， 已经初步裱贴装成四十一册。除少数之外，都是胡汉民致他人的函电底稿和各方致胡函电的原件。（注：笔者已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函电往来函电稿”介绍》，对基本内容有所介绍，刊于《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近代中国》（双月刊，台湾）第121期。）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历任广东都督、广东政府代理大元帅等要职。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后他与蒋介石合作，共同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内外政策，主持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政治军事反对派，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国民党中政会与中常会主席等要职。 1931年因政见冲突，被蒋介石囚禁，并从此彻底决裂。 九一八事变发生，胡汉民获释，移寓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剿共”三项政治主张，操纵广东广西积极联合国内政治军事势力，主张推动抗日，组织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运动，1936年5月病逝于广州。 由于捐献者与图书馆方面的约定，“函电稿”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对学者开放，锁在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的保险柜内，鲜为人知。这在强调信息开放的美国是罕见的。九十年代后，有少数的学者在馆方同意后，得以阅读部分内容，并在其论文、论著中加以引用，如杨天石研究员曾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 期上提及他在哈佛查阅“函电稿”的情况，也曾写成《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与蒋胡和解》一文，日本西村成雄教授在所著《张学良》一书中，引用了胡汉民与张学良间的几封通信。（注：杨天石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西村成雄《张学良》199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但由于馆方禁止复印与拍照，通读这些手书原件费时费力，对外国学者极为困难，中国学者又受到环境限制，所以在笔者之前，尚无人通读全部的“函电稿”。 笔者研究与胡汉民相关的课题有年，略知燕京图书馆的珍藏，幸获1995—96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资助，承吴文津馆长批准阅览馆藏“函电稿”。经九个月艰苦工作，终得通读全部“函电稿”，并录入电脑。笔者计划未来几年内，将主要根据“函电稿”从事研究，以求在可能范围内让所有有兴趣的研究者共享。 现根据管见，将这批函电稿的价值分述如下： 奈捐美国，背后故事耐人寻味；名人信札，价值连城 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中国人的大批私人信件与电报藏于美国的图书馆，其间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故事。 “函电稿”的原拥有者是胡汉民的独女胡木兰女士，她长期伴随其父身边，实际上就是“侍从秘书”，（注：胡木兰：《回忆我的父亲》，转引自邵铭煌《中国现代一女杰——胡木兰》，《近代中国》第九十一期，第119页。）她参与了许多政治事件，也注意典藏资料文物。 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对她优裕待之，让其出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等职，但她基本上坚持了其父遗志，不与蒋介石政权合作。1949年后，胡木兰长期住在香港，既反对共产党在大陆的政策，又不认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甚至参加过“第三势力”批评台湾当局的活动。随着人到晚年，六十年代末胡木兰经考察准备到台湾定居。她深知在蒋介石一统天下的台湾，大批胡汉民组织反蒋活动的资料无论对其父的历史评价（当时胡汉民被台湾官方定为“革命先进”，其早期活动仍被肯定），还是她个人日后在台处境绝对有害无益，对如何处置身边的资料颇伤脑筋。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获知胡木兰的珍藏，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得到捐赠。（注：据吴文津馆长告诉笔者，他用了几乎三年的时间与胡木兰接触，取得她的信任才最终获捐赠的。捐赠时双方依胡木兰要求，达成日后只向专门研究者开放阅览，不可复制（复印与拍照）的协议。馆方代拍全套函电稿的照片赠胡作为留念。）胡木兰遂将其父所留遗物分成两部分：胡汉民本人及孙中山、邹鲁、于右任等的“书画墨宝七十余件”，因不涉及反蒋内容，便于1968年胡木兰赴台定居时随身带到了台湾，交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典藏；而更大的一批则同时寄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对于“函电稿”的确切数量及具体内容，台湾的党史会到九十年代初尚无从知晓。胡木兰达到了既能避免麻烦，又保存文物资料的目的。胡木兰返台后受到热烈欢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其慨然捐赠文物予党史会的举动得到高度评价。（注：前引邵铭煌文，第117 页。） 这批涉及三十年代中国政治，长期收藏在香港的函电稿，在相关人士准备赴台湾定居之际被捐赠给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其曲折复杂的经历正好说明了美国在海峡两岸政治尖锐对立、都强调“一元化”、非此即彼的年代里所扮演的一种特殊角色。它不仅仅成为一些对两岸政治一时都有不满（或心存疑虑）的中国人的栖身之所，如胡适等人曾经作过的选择，甚至也是一些中国文物的存放地。这或许可以说是胡汉民函电稿的第一个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