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起，刮起了一场气势凶猛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林彪、江青一伙硬将要求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做法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取消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领导机关。他们手里拎着“资反路线”这顶“寒暑皆宜”的帽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扣到党政领导人的头上，致使社会不断陷于动乱，无政府主义思潮空前泛滥。 这场风暴是怎样掀起来的呢？ “文革”发动初期，很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很不满意，说“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为了发动群众，毛泽东先后8 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主导下， 5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 月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工作。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但是，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许多负责同志仍对之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两个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林彪也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5月16 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说，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谈话时，曾经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经过。大意是：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2年到1966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饶，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笔者按：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笔者按：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卫戍师……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1965 年12月解决了罗（瑞卿），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 8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 当时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附中写了两个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200多字的大字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 一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露了刘、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