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农村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的。在高潮兴起时，毛泽东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农村合作化高潮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也警惕着“左”倾偏向的出现，他在大力反右的同时，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防“左”纠“左”的问题。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防“左”和纠“左”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这是为什么呢？ 一、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和纠“左” 饱经政治风雨，领导过党内多次反倾向斗争的毛泽东，不仅深知反倾向斗争的重要性，而且也熟知反倾向斗争的规律和领导艺术。他多次指出：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必须警惕和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偏向。在历史上，毛泽东也是这么做的，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猛烈批判农村合作化中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止高潮兴起后某些人脑筋发胀，出现过急过快，不注意质量的偏向。在会议的总结中，他指出：“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急太慢都是机会主义。”他向大家解释说：“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不论那种机会主义都不好。他还划分了“左”倾和右倾的界限，指出“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他以农村合作化为例说：“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他还说：“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4～215页。）他说：“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05页。）他还提出：“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5页。） 接着，毛泽东在和私人工商业者谈话时也提出：搞农村合作化，要做到三不叫，即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他主张，社会主义改造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69页。）。 11月1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中，肯定了江苏、山东两省在秋季合作社大发展之后，抓紧今冬明春的时间进行整顿的计划，指出：“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他指出：“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29页。） 毛泽东不仅从一般指导原则上提出了防“左”的问题，而且对已觉察和已认识到的农村合作化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和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 12月4日，毛泽东看到甘肃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1955 年冬和1956年春，经过一个浪潮，将入社农户发展到全省总农户的75%左右时，立即复电甘肃省委，指出甘肃省委的计划“数字太大，以控制在40%左右，或50%左右为宜。”“再多就可能不合适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68页。 ）。随后，毛泽东还把甘肃省委的报告和他为中央起草的复电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1956年1月，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该省1956 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数字请示毛泽东。王任重说：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一部分地委书记同意省委1956年春耕前发展一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的20%到30%的计划。另一部分地委书记则主张应放手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的70%到80%，基本上实现高级社化。双方争执不下，王任重主张按省委原计划实施，认为这样比较稳当，但在当时大张旗鼓批右，人人讲高潮的情况下，他也不敢拍板，遂请示毛泽东，请毛泽东决断。毛泽东表示同意和支持王任重的意见，即按省委发展一万个社的计划办。王任重还向毛泽东反映，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王任重的反映，立即将王任重的反映告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们“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