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1999）03—0059—04 所谓战略意识，实质上就是对某一地区国防重要性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西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中国的西北角，从行政区划看，包括了今天西北五省的核心地区。当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国民政府形成了有关西北的战略意识。本文拟就国民政府西北战略意识的主要内容、形成背景、作用及其教训做粗浅探讨，不足之处，望专家指正。 30年代，国民政府西北战略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依据当时全国的战略态势和西北独特的地理历史地位，将西北视为未来抗日的后方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中又将苏俄视为潜在的敌人。 一 西北是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开始酝酿长期抵抗的战略后方，初期曾把考虑的重点放在西北，并形成了西北战略意识的一个主要内容——即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并开始对陪都西安的大规模建设。正如汪精卫在国难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政府拟退守西北，“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依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机的当前国难。”[1] 二是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仅从1932年3月四届二中全会到1935 年11月五届五中全会3年多时间内， 就通过了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多达十几个。包括《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开发西北案》、《救济陕灾案》、《限期完成西疆铁路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案》、《限期完成陇海铁路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2]。 三是军政大员纷纷到西北视察，并形成了振动一时的西北热。当时国民党军政大员如蒋介石、宋子文、戴季陶、何应钦、孙科、居正、张继、邵元冲等纷纷到西北视察。正如宋子文在视察西北时所讲的那样，一段时间内，“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3]这些要人返回内地后， 无不大声疾呼要关注西北，开发西北。西北问题一度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纪念周的中心话题。大公报曾评论道：最近国人注意西北事，似较前殷切。昨日中央党部及国府纪念周，戴季陶、张溥泉两君报告，皆属西北问题，此亦政界目光趋重西北之一证[4]。 30年代初，国民政府形成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的战略意识，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他是继承了孙中山等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的深入，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畸形发展，从而加剧了中国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与此同时，从国家主权丧失的程度看，也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性，即东南沿海受列强侵略的程度较深，而西北内陆则受病较轻，从而使其战略地位上升。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西北的主要特征。也正是这两个特征引起了仁人志士对西北的关注。人们尤其看重西北的战略地位。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若与外国冲突，如中日战争，或者中美战争时，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那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听天由命，二为抵抗，采取抵抗的办法时，必须立脚在西北，才能巩固作战的根本，扫荡沿海的敌人。[5] 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就曾说：“通商要埠，任人驻兵，外海内河，任人航行，故沿海及中原各省，随时均受他人陆海空军之威胁，吾国虽大，以今日境遇而言，受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程度，西北虽受此同一厄运，而受病较轻，较易为力。”[6] 这种认识在当时成为一般研究西北问题者的共识。 其次，就西北本身看，其悠久的历史和险峻的山河地势也容易使人产生退守于此的想法。西北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主要的交汇地。周秦汉唐四朝，文治武功，彪炳寰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西北辉煌的过去，追念古代的中华文明，人们的爱国之情便会油然而生，特别是民族危机时，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和民族主义思潮更容易使人产生奋发图强的念头。这也是30年代国民政府视西北为未来抗战根据地的原因之一，1934年蒋介石视察陕西时所发表的演说最能代表这一倾向。他说：“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因此，“现在只要我们能奋发努力，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完成我们所负的时代使命。”[7 ]从地理上看，西北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适合考虑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 最后，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战略态势和国民政府的统治程度看，作退守西北的打算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从战略态势看，东北已失，华北不保，而东南沿海则门户洞开。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后方基地只有西南和西北了。但西南自民国以来一直处于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状态下，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很不稳定。因此，偌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成为战时稳固后方且为国府中央所控制的地区只有西北。正如邵元冲所言：“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耗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8] 大公报也曾评论道：“是则国家为固本计，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吾人目前论川事，以为四川亦中国最后之堡垒，故瞩望四川军人觉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犹不通行，故宜暂作别论。至于西北数省，则中央政令，完全贯彻，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为之主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