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水平评估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圣福,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对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鲜见对其水平进行总体评估的成果发表,而论及对各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或刻意高估,或贬抑太过,不尽合乎史实。本文在较合理评估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的基础上,认为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总体水平比较低下。但他们都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产生过积极影响。李大钊等科学社会主义宣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驱者,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曾是探求真理的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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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有如一个人类社会主义思想的博览会,在西方世界产生、流传的许多社会主义的流派几乎都在中国得到展示。中国知识界关注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超过了以往对资本主义思想的热情。一种社会思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恐怕是此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

      然而,影响较广且拥有较多信徒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几种。笔者认为,上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总体水平是比较低下的,但它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又都曾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对此也必须给予恰当的评估。本文试图就此进行论析。

      一

      五四时期,最早对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无政府主义。这固然因为自清末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宣传,也还在于无政府主义学说否认一切社会秩序的挑战性勇气和对无政府社会的描述,对强烈追求政治和生活自由的青年人颇具诱惑力。但是,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水平,无论是与其崇拜的西方前辈,还是同辛亥前后刘师培和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相比,都是相当低下的。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最为推崇的西方无政府主义大师是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在他们看来,“无政府的学说,从蒲鲁东先生的时候才成立;无政府的运动,却始自巴枯宁先生。……克鲁泡特金不单是能从学理上发挥无政府的精义,并且还实际的做各种的革命运动,在现在的时候,总要算他是一个‘集无政府主义之大成’的人了。在支那的无政府党,大半都是采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他们所钟爱的这些西方无政府主义者, 都曾进行过大量的理论著述,并建构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或曾有过值得称道的贡献。如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3页。), 而其名著《什么是财产》“是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作者在揭露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上,表现了非凡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2页。 )再如克鲁泡特金,一生著作颇丰,其《互助论》、《组织论》、《社会进化与无政府主义之位置》、《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均被译成中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极大影响。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就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崇拜者。

      无政府主义思潮自清末传入中国至五四前,刘师培、刘师复当是无政府主义宣传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刘师培为主要代表的“天文派”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人类平等说”、“人类均力说”,主张废除政府、实行共产等,构成了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较完整的理论形态。他们强调以“劳民”即农民和工人为无政府革命的依靠,以“农民革命”为无政府革命的基础,甚至提出“没豪富之佃,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的口号,在当时的思想界也算是发人之所未发;他们主张包括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权、教育同等、废娼等为内容的“男女革命”,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更为天下之先。再如刘师复,其影响远在刘师培之上。他自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注:郑佩刚撰:《刘师复墓表》,转引自徐善广等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被其信徒誉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的“模范革命实行家。”(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0页。 )他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以及关于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整套设想,构成了“师复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大都是师复主义的信徒。其代表人物黄凌霜和区声白等人,即明确宣示师复主义“就是我们的主义”(注:凌霜:《师复主义》,《进化》第1卷第2号。)。

      反观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无法与其中西前辈的水平相较。他们没有像蒲鲁东那样写出“有哲学意义的作品”,更缺少他那样的“非凡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在无政府主义宣传上,他们除了重复克鲁泡特金主义和师复主义外,则别无新招。倒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方面大大超过了刘师复。他们指斥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抹煞个人”的“强权”,必须反对;俄国“工农兵苏维埃”也是“独裁专制”,应早早废止(注:A·F:《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奋斗》第8号。 )。他们如此咒骂马克思主义,意在为无政府主义争取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信徒,结果却适得其反,倒使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和荒谬得到充分暴露。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击下,无政府主义者纷纷败下阵来。之后,无政府主义宣传就“奄奄一息,几无生气”,渐趋沉寂了(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2页。)。可以说,黄凌霜、 区声白等一班人只是把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推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史上的极盛期,却鲜有理论上的发展和建树。整个五四时期也没有产生过刘师培和刘师复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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