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的50年征途中，有两个特别关键的年份：1957年和1978年。建国头七年，古老而又新生的共和国，以无坚不摧之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1957年开始，共和国的强劲发展势头受到严重顿挫，犹如一艘巨轮，因偏离航线而历尽艰险；1978年，经受十年浩劫的共和国，由拨乱反正而迈向改革开放，再现了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勃勃生机。回眸半个世纪的风云，本文将以1957年为切入点，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坎坷的历史道路，以期引为鉴戒，获取教益。 一、生机盎然的1956年 只要尊重事实，公正的历史学家都能看到，从1949年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注：[美]费正清主编，王健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长期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注：[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81-4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版。）一部论述共和国头七年历史的专著，把《凯歌行进的时期》作为书名（注：林蕴辉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可谓深中肯綮。基本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表明，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一年，它提供了建国后第一次难得的最好的发展机遇。 从经济增长看，经过最初三年恢复时期和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达125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42亿元，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35.6亿元；从1953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递增19.2%。这一年，中国不仅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有很大提高，而且建立与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工业，生产出了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使经济建设所需机器装备有半数能够自给，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而又重要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为610亿元，也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96.6亿元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达到3854亿斤，平均每年递增4.8%。195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上年提高14%；同期，全国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4%左右（注：以上数字均见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有关统计，恕不详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还可以从全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得到生动具体的印证：1950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36岁；1957年延长到了57岁，比当时其他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寿命长15岁（注：世界银行文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1卷，第98页，转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65页。）。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恶性通货膨胀的及时制止，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团结，吸毒、卖淫、赌博、黑势力等丑恶现象的基本清除，使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真诚地敬佩、感谢和拥护中国共和党。党的威望是那样崇高，“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决不是官方炮制的政治口号，而是几万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文教科技事业的进步显而易见。自1949年到1956年，高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1.6万人增加为38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26.8万人增加为586万人，小学生由2439万人增加为5770多万人（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全国范围高校分布日趋合理，中学县县都有，小学村村皆设，职工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遍地开花。1956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新年伊始，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暖人心怀地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更鼓舞人心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和阐发了毛泽东“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为了急起直追，周恩来提议，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注：以上引文及内容详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8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重视。一件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听取34个部委汇报后，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屋建瓴地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注：全文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以下有关引文，不另作注。）的讲话。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可以这样说，《论十大关系》充满实事求是精神，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是毛泽东全面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比如，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说理十分透辟。另一件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归结而言，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应该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八大”决议分析和处理国内主要矛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能够按照《论十大关系》指出的道路，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又何至于发生狂悖的反右派斗争和荒唐的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