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教训”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育和 张勇 清华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整体演进为背景,结合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态势作了简要的梳理,并对影响十年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走向的主要原因作出了分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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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题解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出自《春秋左传》(注:《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劝吴王乘胜灭掉越国,吴王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二十二年后,果如伍员预言,越国灭亡了吴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154~2155页,中华书局,1980。),杜预对此语的解释是:“生民聚财富而后教之”(注:《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劝吴王乘胜灭掉越国,吴王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二十二年后,果如伍员预言,越国灭亡了吴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154~2155页,中华书局,1980。)。引伸来说,“生聚”(养民富民)和“教训”(伦理教化),可谓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所谓“仁政”的精要;而如果不拘泥于其特定的含义,再做一点“古为今用”的现代比喻和发挥的话——把“生聚”比作“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教训”喻为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那么,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一个十年不是两个十年)来形容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或许是恰当的。

      之所以要辗转引用“十年教训”来形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倒不仅仅是为取一“十年”的巧便,而是因为以“教训”来对应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颇能显示意识形态与政治、与国家政权间的那种紧密关联(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政党),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意识形态)就无从发生;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建国后毛泽东又曾一再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政治大革命”。)。在共和国这十年历史上,由于强调“政治挂帅”,不仅意识形态(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观念形态(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用的“文化”或“作为观念的形态的文化”的概念,实即指意识形态;毛泽东还曾有“意识形态即思想”的说明。))本身被更多的表述为政治思想和政治标准,且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即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也更多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紧密围绕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方针政策而展开的。所以,如果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而不是从国家政治及经济活动的总体实践中,来考察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将很难说清楚十年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本走向和影响、决定其走向的主要原因。

      依照这样的思路,以下将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整体演进为背景,联系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起承转合,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态势作简要的回顾,并就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表示意见。

      二、“整风反右”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的形成

      1956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变的关口。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的“加速”进行,其胜利已是指日可待。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方针路线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随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132~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都从迎接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号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注: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18页,人民出版社,1986。)。4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34个工作部门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基本精神是要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上述内容表明,进入1956年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行的新的形势,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针政策。这些思路和政策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明确确立下来。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见《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这样,中共八大就基本上完成了制订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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