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民族国家来讲，政治现代化既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整个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支撑。世界最早的现代化运动起源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大大地得益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讲，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则是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形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政治的巨大跃迁是一个甚为基本的原因。 由于封建传统影响很深，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者说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但并不能由此而妄自菲薄，忽略我们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例如，将建国后政治建设的成果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却缺少中肯的分析；低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认为政治的发展远远不如经济，仍然在原地踏步等等，总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上与这类认识恰恰相反，在毫无民主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确立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意义绝非一般。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跨越了两个崭新的历程，并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一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巨大跃迁是从铲除专制政治到奠基现代民主政治。它从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发端为起点，到新中国的成立和确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第一个巨大的政治跃迁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中国现代化最首要的特色。这一政治跃迁不同于其它政治发展的进程，它的重大的贡献和独特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这一政治跃迁既跨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滞后政治发展而留下的历史鸿沟，同时也跨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滋生的军事专制主义。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没有给中国留下任何民主政治的历史遗产，要踏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阶梯，谈何容易！这种跨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先期进入现代政治轨道的国家，无一不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英国是其典型。在公元1000年前后，英国从古代“公民大会”演变而来的“贤人会议”就具有了相当广泛的权力，到1215年产生了《大宪章》，为宪政之滥觞。14世纪中叶，议会两院形成，代议制开始奠基，再到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逐渐的变迁过程。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进程1919年才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30年时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的代议制正式确立也才35年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这种迅速的跨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事关重大。然而，不单在跨越的速度上，在跨越的高度上，是直接地建立起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使中国避免了历史的弯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并没有像欧美的资产阶级那样，将政治导入民主的轨道，而往往是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如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非民主的、专制的政治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随处可见亚洲的强人政治，拉美和非洲的军人政权等等。亨廷顿认为，即使到1973年，1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还有92个是非民主的国家（注：S·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这种非民主的政权即使在短时期内可以收到某种社会效益，如刺激经济的发展等，但对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跃迁就清除了这一威胁，为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二，中国的这一政治跃迁，为东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诸多的不同特点。东方国家的国家制度发展比较完善，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当集中，对社会的管理也相当严密，这既促进了东方社会在相应历史阶段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马克思曾经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描述东方社会，尤其是揭示其专制主义和土地非私有化或王权化的特征（注：参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民主政治发源于西方，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不仅给西方的资产阶级，同时也给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份丰厚的遗产。相比较而言，东方的民主政治，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也是步履维艰。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它是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依托的是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前，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没有在东方社会落脚，更不要说无产阶级民主了。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自己的代议制度，自己的政党制度，自己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沟通制度，自己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己的权力监督制度等等。中国人能够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各项基本的民主制度都不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的独有创造。当然，这种创造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的遗产。 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向全世界宣告：东方社会以它独有的方式开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而且，东方社会的民主进程可以跨越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 其三，这一政治跃迁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和巨大的发展。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本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种种原因，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遇到了诸多的艰难曲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的不稳定问题。冲突、暴乱、流血、政变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仿佛成为不可避免的通病，因而被认为现代化过程滋生着动乱（注：参见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可以说，能否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尽管西方人士竭力地鼓吹和兜售西方的民主模式，认为那是“伟大而珍贵的政治体制”（注：参见弗兰克林·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接受再次提名竞选总统》的演说，《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但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试验结果并不美妙，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堪称是比较成功地移植了西式的民主。西式民主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连续不断的动荡和缓慢的经济发展。印度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英式的议会民主制没有为印度寻求到稳定，政府能力低下，被称为“软国家”（注：“软国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著名学者冈纳·缪尔达尔对印度潜心研究后的一个结论，参见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经济发展长期缓慢。独立前的印度（1946年）与独立时的中国（1949年）相比，11项主要工业产品和铁路运输除原煤、烧碱、纯碱外，均高于中国（注：参见高鲲、张敏秋主编《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然而，半个世纪以后，谁会认为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