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这其中又以香港为重点。由于澳门地域小、人口少、澳葡当局控制较严，中共在澳门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较小，留下的资料也是一鳞半爪的，中共在澳门的活动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文拟根据现有资料略加述论，失当之处，敬希识者教正。 一、中共初创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些进步分子还积极配合祖国内地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澳门的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澳门孔教学校的学生对于此次国耻（5月9日）异常愤恨，经已组织11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连日仍往澳门附近各乡散布印刷物，劝告乡民实行不买劣货，流涕以道，闻者莫不感动。”成立于1912年的“澳门童子军分部，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旗帜数支，上书‘晨钟暮鼓，警告同乡，振兴国货，毋忘国耻’等字样，每每到热闹场中，辄齐声高叫‘国耻国耻，国人急起，同雪国耻’等语，并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来听，虽长途炎日，不觉其苦云”（注：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澳门的崇实、德华、铸民等十多所学校的员生，也分赴香山县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废除密约，号召同胞奋起参加救国运动。 20年代初，澳门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打死华人45人、打伤60多人的惨案，激起了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3万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对此，澳门当局采取高压措施，规定凡未经澳门政府立案的工会团体一律撤销，宣布解散68个曾与这次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团体。然而，澳门工人没有因此而屈服，继续坚持斗争，迫使澳葡政府坐下来谈判，并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1927年10月，为抗议江门“新南海”轮无理开除工人和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澳门海员工人参加了广州、香港、江门海员工人联合举行的罢工。10月14日，省、港、澳、江海员工人及广州工人共万余人在广州集会，组成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到澳门。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时，张太雷即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张太雷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注：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至于中共何时开始在澳门开展活动和发展组织，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估计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但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据中共澳门特支1929年11月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澳门的同志，差不多都是成为害怕和机会主义者落后各种现象，只有10个同志还是比较积极，查其原因，为着今年来未有开过一次会，和负责者谈话，以为党对他们作为死了。”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设想：“1、访寻失踪同志谈话；2、去工厂和码头把工人组织起来；3、吸收新同志。”（注：《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环境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11月15日。）稍后的另一份报告也谈到中共在澳门的工作目标，从中显示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运动：“在邓来澳之后，曾找着负责同志讨论工作问题，已决定：1、工作中心：甲、歧关汽车公司；乙、青洲红毛泥厂（即水泥厂——引者）；丙、码头工人及该处苦力工人；丁、火柴厂、香铺女工。……以上各事已经积极做去”（注：《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工运情况》，1929年11月27日。）。1930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第18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布置年关斗争，提到“在香港、汕头、澳门等地方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来号召这一斗争”（注：《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8号）——加紧准备年关斗争的布置》，1930年12月17日。）。这说明党在澳门的工作正在恢复。 1931年1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3月改为两广省委，李富春任书记。5月，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先后由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接任，其间，蔡和森牺牲，章汉夫被捕，陆更夫也牺牲了。1932年9月，两广省委改为两广工委，潘洪波任书记。12月，潘被捕叛变，部分同志组成两广临时工委，到1933年底才与中央和属下党组织恢复联系。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9月，香港工委又遭到严重破坏，至此，在香港、广州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作为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便停止了活动。 在上述背景之下，澳门党的情况一再发生变故，组织几经波折，与上级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1931年初，澳门党组织的工作应当已有进展。这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到广州及苏区工作，其中均打算从澳门支部派人。该文件说：“省委必须从香港、澳门支部和赤色工会中在两月调10人到广州去建立”党的组织（注：《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这时在澳门还有共青团的两个支部6个人。到这年4月，澳门的工作似又有新的发展，机构也已由支部升格为市委，据广东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澳门市委要根据上面决定的办法进行，尤其要去建立失业工人、烟厂、士敏土厂、□厂（原文如此——引者）的工作。”（注：《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号），1931年4月6日。）到1931年7月，澳门的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改属中共两广省委领导。但一个月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人员损失近四分之三：“澳市工作有许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业，大部是琼崖、海陆丰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驱逐出境，或南洋回来的同志，情绪也不很好，一共20余人，一贯的和平发展。最近破获被捕同志16人。”（注：《中共两广省委致中央报告》，1931年8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