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的学者、作家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图书上，根据前苏联解体后披露并译介入我国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的只言片语，撰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加以曲解，客观上散布了对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澄清史实，据理说明，以正视听。 一、事情的缘起 1995年第5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译载了（俄）安·列多夫斯基的《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文内公开了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书面报告。报告回忆和汇报了1949年1-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晤的情况。报告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米高扬说，众所周知，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第4页。）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也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不同译文，只是较之于前者，译文更完整、更准确、更详细些。 《百年潮》1998年第1期发表邱路的《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文中引用了上面两封电报，使之在社会上流传更广。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党的文献》两家刊物在译载此文时，鉴于文中所言有初闻于国内、不能核实且比较重要敏感的问题，故均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特意对读者作了提示。前者以译者按的形式强调：“应该指出的是，文中有些说法明显带有赞扬苏共，而贬低中共和毛泽东的倾向，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后者针对上述电报专门加了一个编者注，着意说明：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未发现这样的电报，所谓电报的内容也与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公开表达的思想不符。 然而，这些郑重的提示却被一些同志忽略了。他们在书刊中不加任何考证分析，将两封电报所言当作事实，随意引用发挥。如一本叙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书说：“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作者由此推论，现在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了土改，还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注：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页。）这就是说，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要让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绝非偶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有的作者断言，中国革命胜利后没有实行一党制，之所以保留民主党派，是出自斯大林的主意。（注：牧惠：《德先生、赛先生与“以俄为师”》，《随笔》1999年第1期，第12页。）这似乎是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并非出自真诚自愿，而是勉从外人之意；既然不是真心，则一度让民主党派参加政府，情况如何也是众所周知的了。姑不论上述作者在政治上内心的想法究竟怎样，这样的写法至少是有悖于史实的，对读者是不够负责任的。它反映了在社会上某种浮躁心态影响下，一些同志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听风就是雨。 本文认为，判断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某个思想、政策究竟真伪如何、正确与否，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应当遵循如下几个原则：(1)要注意研究这个思想、政策发生的历史背景，从它的形成、发展中把握它，切忌从所闻的一时一事、只言片语上去推论；(2)要着重从事实、实践中去考察，而不能仅根据看到的一些文字作分析，个别材料与总的情况有出入时，最终当以事实为准；(3)要以一个人或政党公开发表的思想、政策为评判的根本依据，内部的材料或可为研究的资助，但决不能当作政策取向的凭证；(4)要尽量运用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说明问题，少用间接的、转述的东西；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考量核实，不能以独言孤证为信史。 对据传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两封电报牵涉到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亦应作如是观。 二、历史的真实 对中国现代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中共对民主党派采取合作的政策，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是从中共自身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适应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中共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制定的政策。只要了解这个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历史的渊源和深厚的基础，就会知道，说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想要改变这个政策，完全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