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凌的并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这八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与中国兵戎相见，最后签呈降书；长期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以往并未受特别重视的苏联和美国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而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战时中外关系的这些变化，将对其后数十年间的中国内政和外交产生长久的影响。 与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相适应，人们对它的研究成果也异常地丰富。人们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各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绝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本文将着重介绍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并曾引起研究者广泛兴趣的一些问题，力图以此勾划出战时中外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走向。如此做法，难免以偏概全，谨请各位同仁指正。 一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美国侵华的专题上，而对于日本侵华，尤其是对于事关中国命运的抗日战争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充分。仅有的一些有关抗战的研究，也大都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而对于国民政府的研究则非常薄弱。相应地，对以国民政府的外交为主体的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就很是少见。这一时期，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有部分中外关系的论述外，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章也不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到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英美对日绥靖等问题。 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并为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大大地向前推进。 这20年中，一大批高水平的专著及更多的学术论文纷纷面世。除了若干抗战史著作中所必然包含的有关战时外交的论述外，仅就外交史专著而言，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 —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此外，还有若干专题性的专著，如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之多，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匹。纵观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在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中，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是进展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二 在对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中，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曾经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卢沟桥事变 作为战争爆发的起点，卢沟桥事变自然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又由于日本旧军人和右翼学者为推脱发动战争的罪责，在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个谜团，甚至连对日本侵华持批判态度的进步学者也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偶然因素，因此，澄清历史事实便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关卢沟桥事变的研究遂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论著达七、八种之多。其中，对战争起因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的有：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曲家源、白照芹：《卢沟桥事变史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有关战争起因的各种研究，大致是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一是从根本上指出，所谓打第一枪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一枪是在中国北京城外而不是在日本东京城外响起的。因此，对所谓“不法射击”的纠缠，本身就十分荒谬。要说合法，日军进驻丰台并进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非法的。要说第一枪，在全局上说，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时就早已打响了，就具体场合而言，日军在此前的演习中也早已打过实弹。因此，有学者指出，日本在7月7日的第一枪上大做文章毫无意义。（注：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第二层次的研究即针对日方的种种观点展开辩驳，通过各方面的细致考证，指出日方编造的第二十九军士兵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派人居中放枪、日军士兵失踪等战争起因说法的荒谬性，指出它是日本一些人故意编造的谎言，其有关资料完全缺乏可信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驳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论”，指出恰恰有许多材料说明，日本人才有打响第一枪的嫌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及日本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日本军队是真正的肇事者。（注：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