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根据档案资料对1930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见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前后过程及谈话内容做一披露，并对这次会晤的有关记录稿做一简单分析。 斯坦因一生中曾五次进入中国，其中四次来自印度方向。从新疆入境，然后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学界一般称之为斯坦因的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只有一次是来自东部方向（经美国、加拿大、日本），从上海入境，然后至南京活动，为他拟进行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寻求南京政府方面的支持，时在1930年4月至5月。斯坦因在南京时，曾拜访过包括胡汉民在内的许多国民党政府上层人物，但由于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外交部获得进入中国西北考察的护照，因此他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会晤是他的南京之行中最具实质性的、最重要的内容。斯坦因的这次南京之行实际上是一次半秘密性质的活动，除了为寻获护照而拜访政府上层官员外，他极力避免与中国学术、教育、新闻等界接触，致使当时国内外的公开出版物中对此没有任何报道，所以时至今天，学术界仍是很少的人知道斯坦因曾来过南京，更谈不上对他的南京之行进行研究。 笔者，1989年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从事研究工作时，偶然发现一些有关斯坦因南京之行的外交档案，主要是当年英国驻华公使馆用英文写成的记录材料。窃以为这批材料不失为研究近代中外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参考文献，于是在征得大英博物院主管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并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笔者将有关材料迻录汉译并携带回国，以备日后研究之需。鉴于斯坦因在南京之行中与王正廷的会晤最为重要，而这次会晤又导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在没有和中国任何学术机构协商的情况下向斯坦因发放了护照，从而为后来中国各界掀起抗议斯坦因来华考古运动埋下了伏笔，所以笔者先草拟出这篇小文，若能起到为学术界提供点滴资料的作用，则不胜欣慰。本文使用的资料全为大英博物院所有，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承蒙大英博物院破例提供研究机会，在此深表感谢！ 斯坦因的南京之行发自英国。他于1930年3月8日离开利物浦，乘船至加拿大东海岸，然后经美国波士顿至加拿大温哥华，再乘船经日本东京于4月中旬到达中国上海，4月下旬到达南京。到达南京后，斯坦因在南京国民政府首席外国政治顾问、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怀德爵士和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蓝普森爵士的引荐与陪同下，轮流走访南京政府要人。其中与王正廷的会晤是由蓝普森促成的。 在王正廷与斯坦因正式会晤之前，蓝普森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汉文参事埃里克·台克满首先于1930年4月29日专程拜会王正廷， 为王正廷与斯坦因的会晤做准备工作，同时代表斯坦因向王正廷提出护照申请。根据台克满所做的会晤记录，蓝普森与王正廷这次会见的全部过程如下： 大英钦命驻华公使谈起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是著名的中央亚细亚探险和考古学家，又提到他最近已来到南京，王博士肯定知道件事。他现在正期待着进行最后一次旅行，以便完成他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关于中国、印度、西方诸文明相互接触问题的研究课题。他现在来南京的目的是想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必要的便利条件和护照等等。迈·蓝普森爵士极希望外交部长能抽空会见他（斯坦因），届时他肯定会非常详尽地阐述他的打算与计划：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健谈者。 王博士此时插话问道：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是否打算从我国拿走任何东西？ 迈·蓝普森爵士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指出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工作极不同于罗伊·安德鲁斯博士以及搜寻化石者这一类人的工作。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研究发现物的目的只是为了追寻中国与西方之间接触的古代道路。几乎可以说，这些物品全是古代的废纸篓和垃圾堆中的东西，但从中可以找到必要的资料，譬如古代的碎布片、钱币等等。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想将这些东西带往境外，目的是为了研究它们，这种研究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此外他还想将这些古代的商道测绘成地图，不过他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所有工作成果都将发表，完全公之于众。 迈·蓝普森爵士接着宣读并呈递了一份做为附件的备忘录，内容是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工作计划大纲，他本人在同外交部长会晤的过程中当然还要详细地解释这一大纲。迈·蓝普森爵士又说：他极希望王博士能保证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面前不设置任何困难，以便能协助他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于全人类、对于未来的子孙后代都是具有意义的。迈·蓝普森爵士还呈递了由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提供的包括有一些讲演和其他材料的小册子。 王博士说：他将在星期四下午三点钟愉快地接见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他又说：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与新疆当局联络，他不得不给新疆当局打电报，而等待答复则需要耽阁一些时间。迈·蓝普森爵士指出，以前给新疆打电报时线路耽阁太多，他建议外交部长只通知当地的政府，而不需答复，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打算5月20日离开上海， 因此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蓝普森在拜会王正廷的过程中所宣读和呈递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正计划在中国属中央亚细亚地区做最后一次旅行，目的是完成他追寻古代中、西间接触和早期中国、印度、西方诸文明交流所经路线的工作， 这项工作是他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和1913—1915年所进行的考察工作的继续，前三次考察的成果发表于《古代和阗》、《塞林底亚》和《亚洲腹地》三部著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