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社团繁荣的时期。据粗略统计，形形色色的大小社团约有400余个。 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学说纷纷竞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社团的繁荣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因此，这就使当时的社团呈现出品牌繁多、思想复杂、活动方式各异的特点。 五四时期的社团大多由一些志趣相投、思想接近、关心社会改造的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社团的规模大小不等，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数十人，极个别的在百人以上。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版刊物，发表言论，只有少数社团组织把思想付诸实践，以此来进行所谓的改造社会。由于当时思想界正是百家争鸣时期，不同的思想意识被不同的社团所接受，因而，各个社团便呈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从各社团的思想倾向来说，大致可分为四种倾向：（一）先后研究、宣传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团。诸如湖南的新民学会、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天津的觉悟社、江西的改造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这些社团的多数成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二）以一些伪社会主义思想，如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互助主义等为基础而成立的社团。这主要就是各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或工学会。他们很注重社会实践，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社会上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但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便归于沉寂；（三）以合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诸如上海的平民周刊社及国民合作储蓄银行，长沙的大同合作社，武昌时中合作书刊社等。他们企图通过实行合作主义来改造社会，免除剥削和压迫，从而达到彻底解放的幸福和乐的境地；（四）以坚决实行无政府主义为目标的社团。诸如北京的实社、进化社、奋斗社、南京的群社，广州的真社，汉口的鸡鸣社，上海的道社等。他们主张不要国家政权、不要法律、不要家庭，鼓吹绝对自由和个人主义。除了上述四种具有一定的思想主流的社团外，还有一些社团没有确定自己的思想信仰，只是笼统地提出爱国救国、反封建和宣传新文化等主张，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 五四时期各类社团呈现出百舸争游的壮观景象。虽然它繁荣一时，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上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笔，它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 第一，由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和领导的社团，都是当时当地爱国运动中的坚强领导者和发动者，是大批优秀革命战士和第一批共产党人成长的摇篮，他们通过探索和实践，找到了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道路，并用鲜血和汗水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开端。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人民肩负的伟大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有头脑有热血的进步青年都试图寻找报国救国的道路。湘江之滨的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为“改良人心风俗”和“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湖南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在学理上，他们探讨了改造中国的方法与途径。蔡和森“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即专政——笔者），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将来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原理”。由谁来领导对中国的改造呢？他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有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注：《蔡林彬的信》，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28～29页，三联书店，1979。（以下略）。）他还要求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注：《毛泽东复蔡和森的信》，《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24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在实践斗争中， 新民学会的成员领导了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和发动各界广泛开展了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其他的进步社团，如天津的觉悟社、武昌的利群书社、江西的改造社等都是各自所在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排头兵。觉悟社在周恩来、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领导下，为反对军阀政府三次赴京请愿，并不惜入狱坐牢。他们还领导天津各界召开万人国民集会，焚烧日货，并进行示威游行。而江西南昌的改造社，在袁玉冰、方志敏等领导下，成为本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力阵地。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没有时间来用渐进的手段进行改造，“马克司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司的共产主义配作我们的信仰者”（注：《袁玉冰复黄在璇》，《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72页。 ）。他们还表示“要学习马克司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Fighter（战士）。 ”（注：冰冰：《敬告青年》《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78页。）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 袁玉冰、方志敏和社外的赵醒侬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吸收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不可避免地受到江西反动当局的迫害。江西督军蔡成勋下令封闭了这两个闭体，逮捕袁玉冰。然而，改造社的成员并没有退缩，通过这件事，他们“杀贼的雄心更加深一层，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注：健亚：《到光明之路——入狱》，《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86页。），因此， 他们向江西的青年呼吁，要救国，“现在唯一的急图，不是静坐空谈，而是要立起脚来，伸出拳头，大踏步地向前干去。干！干！干！”（注：天真：《改造中国的一条大路——革命》，《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87页。 ）与此同时，武昌的利群书社在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施洋等的领导下，成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1921年夏，他们在黄岗林家大湾召开会议，“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注：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五四时期的社团》（一），206页。 ）中共成立后，该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如恽代英、施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