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领导的；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从而否定了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说法都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对此，本文做一系统阐述。 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就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从1840～1914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彷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要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是有历史发展的渊源。这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维新派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年轻的陈独秀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陈独秀在1897年19岁时，读《时务报》，与安徽维新派人士来往，与乡里瞀儒进行辩论，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并自撰自印《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廷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侮。 1904年，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三爱：《亡国的原因》，载《安徽俗话报》，1904（1）。）这就是说，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缺乏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陈独秀曾反省自己直到1901年23岁时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下，才开始考虑国家问题。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内容新颖，言论精彩，《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在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后，这些人也像陈独秀那样被卷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么，这个现象可以视为第一次“革命压倒了启蒙”。实际上，用“思想启蒙让位于政治革命”来表述更为确切。当时的形势给人以错觉，以为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像一座要倒塌的破房子，可以轻易推倒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从改造国民性开始呢？ 按照陈万雄先生的研究，“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一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这股反传统的激进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当时国民甚至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多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二是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政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又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三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这股“潮流”是不是“断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