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独特的改造实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实行的“戊戌变法”，都没有成功。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曾试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却都没有成功。实践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历史重任落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从此就有了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中国由此进入了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旧中国，存在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既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条件，也具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提。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没收官僚资本后所建立的强大的国营经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从五十年代初就可以立刻着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间不需要再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但是，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解放后直接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因此，我们不是从资本主义而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种特殊的过渡，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简称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它使建设和改造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这是对列宁的合作化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采取强力剥夺而实行和平赎买，采取了一系列逐步过渡和改造的措施，把对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将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前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一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说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它同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创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后来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艰辛的道路探索 毛泽东历来主张独立探索，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但是，在建国初我们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认真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的体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苏联模式的烙印。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苏联某些经验并不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