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记者有幸在石家庄采访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请他就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 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记者：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个“大写”的日子。新中国的成立，使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展望共和国在21世纪的前景，这个庄严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身上。您认为该怎样来看新中国50年的发展历程呢？ 石仲泉：我们首先不能忘记，新中国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结果。我们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了2000年的封建社会。这2000年的封建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我们国家成为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泱泱大国；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国家到近代走向了贫弱。为了救亡图强、改变苦难中国的命运，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跟着世界走向进步的闸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在迎接新中国50年大庆之际，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一个半世纪以来为新中国而奋斗牺牲了的人民英雄们。 记者：可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50年，从根本上来看，是艰辛探索社会主义，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50年。 石仲泉：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的50年，正好是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如果说在上半个世纪，我们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那么在这下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2000年封建历史、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遇到的困难比预先想到的要大得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指导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步入误区。这样，在新中国发展的50年内就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这段曲折经历，主要发生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即党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在这29年里，一方面，我国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又犯过两次大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3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3年大困难。 另一次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10年浩劫，我们吃了大苦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事实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指出：头8年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 情况不大好。“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记者：前29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于共和国的这一阶段该作怎样的评估概括呢？ 石仲泉：我想，总的方面还是应当肯定。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这么四句话：成就相当巨大，探索历尽艰辛，道路十分曲折，教训刻骨铭心。 成就相当巨大——在写党史中卷时，我们讲了11条，包括政治独立、国家统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体各项事业、国防力量和外交关系的发展等。因此，“中卷”作了这样的结语：“回顾我们党走的历史道路，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9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引起的变化是深刻的，历史性的。”这段话的评价是积极的，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是符合实际的。 探索历尽艰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情异常特殊，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是在探索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经历过两次大的失败，最终才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提出后，党既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只能号召学习苏联。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后，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去探索和开辟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过去探索革命的经验，当然希望在探索建设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遭挫折。但事非经过不知难， 结果“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20年”。当然，其中也有纠正错误的时候，也做了不少好的事情，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总的说，是历经磨难。 道路十分曲折——主要讲这20年的反反复复。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存在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它贯穿于这29年的始终。当前一个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国家的发展就顺利；当后一个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国家的发展就遭挫折。建国头8 年好，就是因为在指导思想上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在这以后，两个趋向的交错发展、交替起伏比较突出。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前，是政治上的“左”向经济上的“左”迅猛发展时期。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 是初步纠“左”和纠“左”过程中的探索。在庐山会议后期发生纠“左”到反“左”的逆转后，“左”的错误发展更加严重，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从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左”的错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调整过程中较好的时期。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并行发展：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在经济方面，继续贯彻调整方针，使国民经济调整任务顺利完成。但是，到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表明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比较正确的趋向，“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是“文革”前10年的历史。仅这10年，曲折反复就发生了5 次。再看“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左”的指导思想总的说居主导地位，但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因而表现出支持“文革”和反“文革”的斗争，有对“文革”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有制造动乱和约束与反对动乱的斗争。1972年的周恩来领导批极“左”思潮，1975年的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标志着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经过长期积累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也有两个发展趋向的斗争。它的集中表现就是要不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不要让邓小平同志尽早出来工作，以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等。回顾这20年的历史道路，不难看出，这段道路之曲折，在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中实在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