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 03—0128—08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北人南渡的移民高潮。元代又一次出现北人南渡的局面，虽然规模不及晋、宋南渡，却有着显著特点：以往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徙居江南，而元代的移居人口除北方人外还有大量来自蒙古高原和西域的蒙古、色目人，以及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局面，这种混居局面的形成，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一、随官迁徙 江南地区从广泛的意义来说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具体以江浙行省为代表，因为江浙行省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辖境内包括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及安徽的一部分。本文所讨论范围大致以此为限。江南平附后，元政府为管理好这一大片疆土，必然委派大量的蒙古、色目人作为各级官吏，裁决地方军民政刑财赋等各方面的事务。 按照元朝制度，地方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早在至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就作出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1]至元五年（1268 年）又发布命令：“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依旧。”[1]进一步贯彻了至元二年的命令。至元十六年（1276年），世祖又一次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2]至此， 江南平附初期归附蒙古而获得信任的汉人（包括契丹、女真人）被委派为达鲁花赤者，及征战过程中被随处任命的汉人达鲁花赤，基本上都被罢去。因此，江南地区的行政官员，从行省长官到各路府县的达鲁花赤，主要以蒙古人为主，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江南的政治助手也在任用之列。 笔者曾对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担任过宰相的人员作过统计，大约有200名蒙古、色目人做过江浙、江西行省的宰相之职。 无论历史形势怎样变化，江浙行省在元代承平时期都未曾有一个南人或汉人爬上丞相的职位。并且因为江浙行省“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3]所以元政府非常重视该行省官员的任用， 出现了许多世官担任行省高官的现象，如木华黎家族中脱脱（大德年间江浙平章）和其子朵儿只（至正四年至十七年江浙左丞相）等等，可见，元代江南地区的行省官员绝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氏。 元代江南地区除行省机构外，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始创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按治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十道肃政廉访司。 台治虽几经迁徙， 但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定治于建康。这在江浙行省内又增添了蒙古、色目官员的任命。笔者根据《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的记载，查检出主要担任过南台官员的蒙古、色目人有90人之多，无形中又为这部分人口寓居江南提供了机会。 另外，还有中央直属机构在江南设立的相应机构，也需要有蒙古、色目官员前来任职。仅以江浙等处财赋总管府为例，就有达鲁花赤一职的设置，在平江、建康、松江三处又各有提举司并设置官员，任命了蒙古、色目人氏为宦。这些机构中蒙古、色目人氏的任职，又为这部分人口侨寓江南开辟了渠道。 至于江南地区的路、府、州、县各级政府中的蒙古、色目官员更是人数众多。根据记载完备的《至正金陵新志》、《至顺镇江志》等资料统计，达鲁花赤一职除个别外，其人选主要是蒙古、色目人，仅江浙行省当时就有30个路、1个府、属州26个、属县143个，按照元朝官制的迁转法规定，三年为一任，在元代统治江南的近90年中，就有1800人次担任过江浙行省的路和录事司达鲁花赤，府有30人次，属州有780人次， 属县应有4290人次担任过达鲁花赤一职。只达鲁花赤一职就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色目人前来就任，当然，它也最能集中说明历史概况。 至于达鲁花赤以下的官员，我们还不能作出精确统计，仅能根据记载较详的《至顺镇江志》和《至正金陵新志》粗略估算出当时两地达鲁花赤官职以下的蒙古、色目官员情况。以这两地为例，可以算出当时路州两级担任过总管的蒙古、色目人约占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把这个统计数字加以类推，江浙行省则又有570人次的蒙古、 色目官员担任过总管一职。关于同知一职的统计又表明大多地区的同知一职，蒙古、色目官员都占了总数一半以上，少数地区为三分之一左右。如此总管和同知两个职务的任职者又构成了江南地区蒙古、色目官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簿以下的官员，根据《至顺镇江志》的材料记载，丹徒县约38位官员中只有4位是蒙古、色目人，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丹阳县、 金坛县的统计结果也与丹徒县类似。当时镇江路是江浙行省的重要行政区属，有关统计数字和全省的情况应该相差无几，若按这个比例进行全省范围的统计，那么，江浙行省的下层政府官员地位固然不够显赫，但蒙古、色目官员的总量也还是不少，这些人员也是当地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来源之一。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元代江南地区集中了大批前来江南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任职满后，定居江南，成为当地的寓居人户。有关这部分人移民的记载固然较为零散，但还是容易找到，例如成吉思汗时的四杰之一赤老温后人脱帖穆尔以千户镇守明州、越州，以后便家于此[4]。 名进士泰不花也是因为父亲塔不台曾为台州录事“遂家于台”[5]。文友吴师道称之为“君家世溯漠， 来住严陵州”。[6 ]此外元代蒙古统治者实行的分封也不同于汉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受封者往往认为封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派驻家人进行管治是分内之事。元代在江南分封给贵族、世勋功臣的土地及民户多达几十份，《元史·食货志》记载了赐封、食邑的详细资料。于是各家族派封在江南各地的守土官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侨寓江南的又一类型民户。著名的穆斯林牙老瓦赤的孙女萨法礼夫人就是跟随丈夫前来封地的定居者。说明当时随官寓居的事例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