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开篇即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作为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及概括性叙述，这段话每每被今人引用。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是唐、五代以来曲折跌宕的社会历程造成的。科举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淡化了士子的家世背景；择偶联姻时双方门第的差异不再构成重要障碍，“隋唐而上”士庶间如同天隔的森严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以往门阀士族用来炫耀血统、显示尊威的谱牒因之而罕有续修。这正如欧阳修所说： 前世常多丧乱，而士大夫之世谱未尝绝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7]（《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王深甫论世谱帖》） 苏洵《嘉祐集》卷十三《谱例》中也说： 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士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有少数士大夫家族仍然顽强地保守着其“家法”。例如刘温叟，据《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 五代以来，言执礼者惟温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赏鉴……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雋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 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提及唐代末年至北宋前期的一般情形，并且说到杜氏的家法： ……其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斋戒日时、币祝从事，一用其家书。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盖自春秋诸侯之子孙，历秦汉千有余岁，得不绝其世谱；而唐之盛时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来，以恭俭孝谨称乡里。至公，为人尤洁廉自尅。其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动静纤悉，谨而有法，至考其大节，伟如也。[7]（《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欧阳修在写给杜的信函中说，这篇墓志，他写得相当慎重用心，“纪大而略小”，“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7] （《欧阳文忠公集》卷六九《与杜论祁公墓志书》第二书）志文中“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的对比，虽然不无溢美之处，但其指出的总体趋势是可信的。 古代社会中的礼制规范，不仅是道德准则，也是统治阶级用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策纲领。司马光曾经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着力于整饬纪纲。[8] （《司马光奏议》卷七《谨习疏》）士大夫治家礼法的严整与否，日渐进入人们视野，君臣们在朝廷之上也曾经有所议论。 《宋史》卷二六三《窦偁传》中记录了宋太祖评价近代士人、称赞窦仪兄弟的一段话： 太祖尝谓宰相曰：“近朝卿士，窦仪质重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人无谰语，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尔，偁有操尚，可嘉也。” 宋太宗对于“大臣子孙”是否能够“继述父祖基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当时，“端谨能守家法”的贾黄中，受到皇帝赏识，一度就任参知政事[9]（《宋史》卷二六五《贾黄中传》）； 而雷有终则因被讼其“家法不谨”，责授衡州团练副使，且夺章服。[9] （《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的一段话， 事实上解释了这些做法背后的深远用意： 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10] 端拱元年（988年），太宗曾经下手诏告诫自己“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儿子们，要求他们恪守前辈事业： 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11]（《宋朝事实》卷三） 同一年间，“帝子亲王”中即出了这样一件事，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四： 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府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论罚如式。 太宗对于“帝子亲王”们的谆谆戒饬，对于“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的期望，使人们清楚地体味到他心中对于保家传国的焦虑；而他对于“天子儿”亦须遵行“朝廷法”的要求，也透露出皇室家规与国法间的关联。 真宗即位后，多次明确表示“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的意向：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曰难哉？[11]（《宋朝事实》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