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下制是契丹王朝颇具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历来深受辽史研究者们的关注。然而由于史料的过分匮乏，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制度还了解甚少。如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我们有关辽朝头下制度以及头下军州的知识，并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个北方民族王朝的历史特性的理解，那将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一 “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注：《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陈述先生也倾向于“头下”为译音说，并推测它源于夫馀语。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记载，夫馀诸族以六畜名官，部落首领有“马加”、“牛加”、“猪加”等称号，其官名后所缀的“加”字，汉义为“王”、“首领”，陈述先生认为“加”可能就是“头下”二字的合音，且进而推论说：“头下之初义为王，亦即首领，……继则用以名私甲、私城，犹言部曲也。”（注：陈述：《头下释义》，《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6月。） 关于元代的“投下”，学者们也就其语源进行过很多探索。虽然元人记载中已有“投下”即“爱马”的说法，但仍有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试图从蒙古语中寻找“投下”一词的词源，（注：参见安部健夫《元代投下の语原考》，《东洋史研究》3卷6号，1938年；岩村忍《モンゴル社会經濟史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年。）他们的意见不为学界所认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爱马”是蒙古语“ayimaq”一词的音译，而“投下”则是它的意译；蒙古语中的“爱马”，其本意是部、部落，引申为军事游牧集团或王公贵族的封地封民。（注：参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头（投）下”的语源可能出自汉语。宋代文献中往往用“头项”一词来指称兵马单位，故陈述先生又怀疑辽之“头下”或者本为汉语。（注：见陈述《头下释义》。）周良霄先生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元代“投下”的语源时说：“在早期的蒙古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投下’或‘头下’一词。这里似乎也证明，投下、头下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注：《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由于对契丹语言文字的了解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学者们仍难以对“头下”一词的语源及语义作出确切的论断。关于“头下”的语源，我认为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它是契丹语的译名。源于夫馀语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源于汉语说则迹近附会，尽管彭大雅《黑鞑事略》有称蒙古“投下”为“头项”的例子，但正如王国维指出的那样，彭大雅所说的“头项”实际上是“投下之音讹”，并不能证明汉语中的“头项”一词与契丹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头（投）下”有何渊源关系。至于“头下”的语义，则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想蒙古人既然以“投下”作为“爱马”一词的意译，那么契丹语中的“头下”理应与蒙古语中的“爱马”语义相同或相近；但是，在我们从契丹语中发现“头下”的词源之前，这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众所周知，头下制度仅见于契丹和蒙古两朝，但陈述先生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作为宋使张子正的随员到过金朝的周煇，在他此行留下的行记《北辕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二月）十六日，至邯郸县。……路逢一细车，盖以青毡，头段人家也。‘头段’者，谓贵族及将相之家。”（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四）陈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中的“头段为头下之讹”，他的推论是：“疑头段者为‘头叚’之讹舛。周氏原文当作‘头叚’，不作‘头段’。头段者则传抄或版刻之误，而头叚者则头下之同音异译。……辽所谓头下军州即宗室外戚大臣所建之军州也，反之则称其建军州之宗室外戚大臣曰头下，实甚自然之事。金沿辽旧，故犹以头下谓贵族将相之家。‘叚’、‘下’音同，‘叚’、‘段’形似，故误为头段也。”（注：见陈述《头下释义》。）陈述先生的这种推测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蔡美彪先生在《元代白话碑集录·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的一条注文中如是说：“‘头下’或写作‘投下’，……辽、金两代均有此制。”（注：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张博泉先生也在《辽金“二税户”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辽、金、元三朝都有头下，金代称之为‘头假’，其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但它在金代不是作为一种特定制度而存在。”（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此文修订本后来收入《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仍保留了这段文字。）需要指出的是，陈述先生推测“头段”为“头叚（xiá）”之讹，乃是因为“叚”、“下”音同的缘故，而张文却将“头叚”误会为“头假”，不知“头假”与“头下”何干？ 在我看来，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颇有斟酌的余地。首先，不能不佩服在陈述先生的怀疑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功力，我逐一查对了《北辕录》的各个版本，发现涵芬楼本《说郛》中的“头段”一词，在《历代小史》、《续百川学海》、《碎锦汇编》和宛委山堂本《说郛》四个本子中确实都作“头叚”；《古今说海》本作“头
”，“
”也应是“
”字的异体。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很难成立。按“叚”，《广韵》古疋切，见母马韵，显然与“下”字读音风马牛不相及；又《集韵》异读何加切，匣母麻韵开口二等（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同），而“下”字《广韵》胡雅切，匣母马韵开口二等，两者相较，声、韵虽同，但韵类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上声（“叚”字原为平声，因匣母浊音而变为阳平；“下”字原为上声，因匣母为全浊声母而变为去声）。其次，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是一个译语词，而且宋人也早已习惯于“头下”或“投下”的译法，为何周煇却偏要用“叚”这样一个有异读且又十分偏僻以至于在《广韵》中都查不到与“下”相近的读音的字？这不符合翻译的常规。再说涵芬楼本《说郛》是《北辕录》的最佳版本，切不可轻易对“头段”一词加以否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金代文献中可以找到金人使用“头段”一词的证据。《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宣宗朝讨论德运的案牍中，有四处地方使用了“头段”一词：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正月尚书省札云：“明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运仰商量’，当时本部为事关头段，呈乞都省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同共讲议。”又云：“缘事关头段，自章宗朝选集众官，专委讲究，前后十年，才始奏定。”同一省札引承安五年章宗敕旨云：“商量德运，事属头段，莫不索选本朝汉儿进士知典故官员集议。”又贞祐二年二月省札曰：“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事，缘为事关头段，拟乞选官再行详议。”（注：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2—313页。 ）从这几段话的文意来看，“头段”当为“紧要”、“贵重”之意。周煇《北辕录》谓“头段人家”指“贵族及将相之家”，也正是此意。可见“头段”应该是流行于金代社会的一个汉语词，它与辽之“头下”并不相干。总之，根据我对金代文献的了解，我认为金源一代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