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唐起始的儒学复兴思潮，衰而再盛于北宋中期。新儒们怀抱宏扬“王道”的政治理想，高唱革新之曲，波属云涌，随浪而高。庆历（1041～1048年）而后，已是新学的天下。熙宁（1068～1077年）变法使新儒内部的分歧表面化，以致于党争不已。至于元祐（1086～1093年），蜀、洛、朔党争使新儒们再次分裂。儒学复兴运动随着政治斗争的三个阶段不断深入和演化。 一、仁宗时期的思想交锋 北宋中叶特别是仁宗庆历年间形成高潮的儒学复兴思潮，其锋芒所指，在于“异端”和旧儒。前者以佛老二教为其大端，后者以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经学为特征。 先言“异端”。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几经兴衰，至唐代而大盛。道教之于李唐，也备受尊崇。虽唐末五代，佛道二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宋初以来，统治者为了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需要，提倡儒释道“三教”并隆，二教势力在这一时期臻于极盛。宋真宗说：“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天禧三年（1019年）一岁度僧尼即达24万之多，至于天禧五年，僧尼总数近46万人，成为宋代僧尼数最多的时期。王公士庶也往往笃而信之，陷于其中不能自拔。 程颢说：“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之入道。”（注：《宋史》卷427，《程颢传》。）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迥然两异，且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深为儒者所忧。宋初以来，早有儒士柳开、王禹偁等人抨斥佛老，开启了仁宗时期的反佛老高潮。那些复兴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石介、孙复、李觏、曾巩等都是这场思想斗争的活跃人物。他们揭橥儒家道统之旗，以儒家仁义礼乐治国治民的抱负来对抗佛老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进而揭露佛老二教对社会经济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来张载、二程等理学家则“入室操戈，吸收改造释道哲理”，对释老二教进行了“内在批判”。（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人民出版社，1986。）这是自佛老流传中国以来最深入持久的一场反宗教的思想运动。 再论“旧儒”。自汉代以来，儒学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学术。南北朝时期，师出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永徽四年（653年）颁于天下，以之作为考试的标准。其治经方式，一承东汉古文学多详章句训诂传统，属于“汉学”范畴。中唐而后，政治上的危机日渐暴露，笃守义疏的经学传统开始受到怀疑与挑战，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以己意解经，“援经击传”，开启了唐宋思想转型的先河。但直至宋初，士子谨守官书的风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科举考试中传统经学仍然占居统治地位。正如清末经学史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所总结的那样：“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雍熙二年（985年）正月宋太宗甚至下令：“私以经义相教者，斥出科场。”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科试，试题有论“当仁不让于师”，举子李迪落韵；而贾边释“师”为“众”，与注疏异。考官最后判定说：“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然而两年后的七月，宋真宗却对臣子说：“近见词人献文，多故违经旨以立说。”这说明不囿于旧说发表己见，已逐渐为时所尚。 至于宋仁宗时期，传统经学已普遍不为儒者所重视，甚至受到了公开的斥责。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其最富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孙复、欧阳修、刘敞及稍后的王安石等。他们解经，不独不迷信传注，甚至对经文本身也进行了大胆的怀疑。直抒胸臆，发明经旨，在北宋中期汇而成为强劲的洪流一发而不可止，形成了后人称之为的疑经思潮。正如南宋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非《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对新经学的肯定在科举考试中逐渐得到了反映，经庆历新政的涤荡，王安石变法时，确立了新的考试办法：罢诗赋，而代之以与治国治民结合密切的策论；罢帖经墨义，要求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等。庆历新政所行的“精贡举”是这一发展的转折点（注：参见刘复生《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载《史学月刊》，1992(5)。）。 北宋中期新旧之争在其它领域内也十分清楚。其如史学，新儒们要把儒学思想作为评判历史上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改作之风大盛，《新五代史》、《新唐书》等就是这一风气转变的体现。其如文学，新儒们承唐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变革，曾巩、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是其杰出的代表。再如自仁宗庆历以降，新儒们推动起了数次兴学高潮，“教必本于学校，进必由于乡里”，儒家的教育理想始终是兴学中追求的目标。庆历时期是新旧之争的关键岁月。学统四起，新风大盛。新儒们以儒学义理为帜，对“异端”和旧儒习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终于一新天下，在我国文化变迁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那样：“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也正如刘咸炘先生所论唐宋学风的变化时说：“挈其关键，在于庆历。真宗以前，犹沿唐习。仁宗以后，乃成宋风。” 二、“兴复古道”的政治尝试 北宋前期，政坛上笼罩着清净无为的循默风气。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常年入不敷出，出现了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长编》卷189载欧阳修语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战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新儒们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求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注：范仲淹：天圣三年《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上执政书》，见《范文正公集》卷7。），沉闷的政治空气已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