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毫无疑问，对于音乐文化发展来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北魏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在下述三个方面尤其突出。其一，它是北方音乐（尤其是中原传统音乐）处在“五胡十六国”之后的恢复和发展的新起点；其二，作为一个锐意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戎华兼采”的文化取向及其音乐实践意义突出；其三，它确立了整个北朝音乐文化基本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隋唐音乐诸多文化事项形成的重要渊源。然此，学界目前的北魏音乐研究尚薄弱，远远不充分，上述价值与意义未能很好地彰明突显。因此，厘清发展脉络，深入不同文化层面，细究各类音乐事项，穷原竟委，探幽发微，以寻索北魏一朝音乐文化的具体面貌。本文对北魏宫廷音乐机构的研究，其目的即在于此。 一、《魏书·乐志》中有关音乐机构之名辨析 通观《魏书·乐志》，涉及音乐机构一名，有如下几种：乐府、乐部、太乐、乐署、总章、鼓吹。其含义一一考释如下。 1.乐府 乐府，音乐机构名，始见于秦代。西汉哀帝罢乐府，此后不复置。观《魏书·乐志》，史文述北魏乐事涉及乐府一语有三处，具载录于下： 中书监高允奏乐府（着重点为笔者加，下同）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 太祖之初，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 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 揆度上下文意，三例皆是音乐机构之泛称，并非北魏一朝音乐机构之实名。涉及北魏宫廷音乐机构一名，《乐志》另有记载，一朝机构不可能同用二名，且北魏官制承魏晋系统，因而拒斥音乐机构用乐府一名的可能。（详后第三节） 2.乐部 乐部一语，北魏前之史籍鲜见，为新创之词。《南齐书》中见一例，《魏书·乐志》中也仅存一例。兹并录于下： 佛狸（即佛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置三公、太宰、尚书令、……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南齐书·魏虏传》） 太和初，……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魏书·乐志》） 查《魏书·官氏志》，无乐部尚书一职。又《魏书·乐志》中乐部一语仅一处，且明言“乐部不能立”。后文又载“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太乐作为音乐机构名无误。太乐、乐部不能并称。细考之下，知此处乐部含义在音乐部类而非机构。此事在太和初（公元477年）。此外，太乐一词已先见于开国太祖道武帝天兴六年（公元403年），前后两朝皆称太乐，仅中间太武帝拓跋焘一朝例外，理似难通。 3.太乐、乐署 太乐之名，始见于秦汉。载诸史籍，太乐有两种用法，一指乐官，一指音乐机构。而乐署，实即太乐署之省，当指音乐机构。试观以下诸例： 甲、太乐 ①指乐官 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宋书·乐志一》） 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魏书·乐志》） ②指音乐机构，即太乐署之省。 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晋书·律历志上》）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 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同上） 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同上） 诏曰：……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同上） 乙、乐署 （世祖）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魏书·乐志》） （太乐令崔九龙）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同上） 《魏书·乐志》用太乐一语达六次之多，其中半数指音乐机构。乐署一语用三次，另用太乐署全称一次。足见，太乐、乐署即太乐署之省。 4.总章、鼓吹 总章之名，历史上有三种用法。其一，指乐官。如《后汉书·献帝纪》：“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注：“总章，乐官名”。其二，引申指音乐机构，如《宋书·乐志一》载：“今总章羽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其三，也为乐曲名。如《魏书·乐志》：“皇帝出门，奏《总章》”。鼓吹，一般表乐种名。如《魏书·乐志》：“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时有引申，为该乐种所属管理部门。如《魏书·乐志》：“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据此，总章、鼓吹非北魏宫廷总管机构名。如果说存机构之义，也仅是与乐种类别相联系的部门之义。 由此观之，太乐（署），为北魏宫廷音乐机构无疑，别无其他答案。 二、北魏宫廷音乐机构始于何时 北魏宫廷音乐机构始于何时，史无确载，当考之。试从宫廷音乐和宫廷音乐机构两条线索厘清脉流，探本溯源。 关于宫廷音乐。探其源，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集团族属鲜卑拓跋部。该部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嫩江中上游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之间，东汉后期南下阴山，遂同中原交往渐频。拓跋鲜卑立国称魏之前， 即同中原宫廷音乐有过接触， 时间当在曹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据《魏书·乐志》载：“自始祖（力微）内和魏晋， 二代更致音伎”。其后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拓跋酋领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愍帝司马邺又“进以乐物”。多次高层交往与接触，拓跋部对中原宫廷音乐有了器物及感性层面的了解，正如《魏书·乐志》所云：“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当然，依此情形当时远未达及认识上深层的认同和实践中的实际建树。据《隋书·音乐志中》载北齐尚乐典御祖珽（北魏末太常卿祖莹之子）之言：“魏氏来自云、朔（今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公元396年），破慕容宝于中山（今河北定县）， 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魏书·乐志》亦载此事，也说：“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悬，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据此，拓跋鲜卑复兴至北魏立国之初的十年内，尽管遭遇中原器乐典章，然不知采用而委弃之，音乐实乃保持拓跋鲜卑传统，当无中原传统意义上的宫廷音乐。其时，又正逢拨乱反正之世，北魏朝廷自然无力顾暇宫廷音乐的建设。宫廷音乐如此，宫廷音乐机构建设当无急迫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