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艺术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寻找一种合适的形式，即创造一个尽可能足以替代生活原型的对应物；而审美就在此发生。与音乐（艺术）寻找形式根源密切相关，人类在尚未跨越自然文化向人文化转型换代的界域时，本没有成型的意识形态。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四假象”所示：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 显然，“四假象”的产生，表明人类已开始跨越自然文化与人文化的临界线。于是，意识形态的成型实际上就是对人本身的一系列限定。然而，这正是与社会职业分工促进、推展人文化的历史进程是相应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四假象”无非表明了人的个体局限性—— 族类假象表明人本器官的局限性；洞穴假象表明人的时空间活动的局限性，即人接受的教育训练与自身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成见等等，均可能对人产生种种限定作用；市场假象表明人的文字语言的局限性；剧场假象表明人依赖外在包装所生的情景的局限性。 进而，此“四假象”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四次人文历史约定有相似的深度叙事模式。 所谓人类四次人文历史约定就是指，自人类诞生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段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约定，其类型大致有：人与自然的约定；人与人自身（文化当事人）的约定；人与人的创造（文化）的约定；人与人的创造结果（文化物）的约定。 无疑，在此四种类型的约定中，第一种为“元约定”；而其余三种均为“后约定”，无论是不同的时段（古今），还是不同的地域（中外），或者是不同的品位（雅俗）。 进而，这四次人文约定在人类的艺术活动中，每一次都有审美的发生—— 在人与自然的约定中，人通过情感的抒发与大自然对话以求审美始源发生，从而消解、折除其他主体认训、体知方式（比如：以理性认知、体知自然现象），以实现原始（最初）分离；在人与人的约定中，人通过彼此的情感对话以求审美意向共指，从而消解、拆除其他主体表达方式（比如：以文字表达思想），以实现第二分离；在人与文化的约定中，人通过与不同艺术风格的对话以求审美判断宽容，从而消解、拆除族类、时段之特定情感（比如：古今、中外、雅俗的融合），以实现第三分离（反叛本位文化）；在人与文化物的约定中，人通过与特定风格、规定意义、限定象征的对话以求审美经验泛化，从而消解、拆除自我情感（比如：对相异文化的尊重），以实现最后分离（反叛主体文化）。 由此可见，无论是“意识形态假象”抑或“人文历史约定”，其深度（共同）叙事模式又都显现出——人文现象的不断建构与人本主体的不断解构，是互为因果与耦合互动的。并且，之所以“文化多元”的确然存在。 回望世纪，也许，谁也不会怀疑，文化的多元性，已然成型。与其说，这是一种前瞻的“真实”，不如说，并非理念使然，因为“事实”如是而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海上景观”—— 在一片汹涌澎湃的汪洋之中，一只颠簸沉浮的舢舨随着海浪而起伏，它一再绕行于自言自语的孤岛，试图守护被无尽开垦并极度消费而肢解了的大陆架资源库，并防范着海上幽灵的乘虚而入…… 在此，除去其中英雄崇拜或者赞美的主题颂歌，仿佛是在说另外一个问题：之所以同一文化物，有其不同的性质类别。简单的回应，之所以不同性质类别，因不同文化当事人所创制、诠释或者传承、传播。比如—— 经典音乐样式，职业音乐家的创制与诠释。说起来，总有一种属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在其中。然而，在这种有本可摹的样式中，究竟人文精神的逻辑能否清晰地显示，则经常令人费解。相反，技术指数的考量路径，则相对明确，并有超常的意义在。 民间音乐样式，常常是匿名的，于是，“佚名”成了它的身份指代。相比较而言，它没有固定的可摹之本，“即兴”是其常项，而且，一切都取决于传承与传播过程。就像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时间长了，地域广了，并与之成正比，最后则面目全非，但源头之水依然。 流行音乐样式，虽然经过不同的媒体媒介，哪怕最终俗入卡拉OK，并成人人皆可主唱，其“原唱”价值及其专利或产权，似乎并不随之消匿，反而会变本加利地增殖繁衍。于是，有了“名人崇拜”，又有了“追星”一族，并且“青春朝觐”。 实验音乐样式，始终以“反叛传统”而自居。别人用过的，尽量少用，甚至不用。自己用过的，尽量回避，甚至抵御。发掘与开垦，几乎成了这部分当事人主体行为的关键术语。窥探与偷猎，只要条件允许，也不乏手段必须。试一试，是为最高境界。 宗教音乐样式，伴随一种事项的过程。或者作为仪式规则的一道程序，或者作为仪式动作的一个指令，不断地展衍，甚至，对仪式本身有持续的推展。最初，其题材／体裁几乎重合，之后，由于一部分样式随着愈益频繁的人文参与，而出现分岔，并力度逐渐倾斜于“体裁”，从而显现出其独立发展的势头。 诚然，除了以上不同之行为姿态，因不同文化当事人自身结构使然，还会展现不同的叙事风采，以及可持续并可垂范的人文风格。比如——西域古道丝弦行，悲凉梆子乱弹情，巴楚风骚长亭叙，荒漠甘泉野马蹄——及不同风土并世俗情怀，及不同体裁并物象辞态，及不同传统并人文籍贯，及不同境界并终极关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