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几个问题

——在文化部“全国重点剧目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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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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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6
分类名称:音乐、舞蹈研究
复印期号:200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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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司领导要我来谈谈歌剧和音乐剧的创作问题。我想先简要回顾一下新时期的创作实践,然后就其中若干问题谈几点个人见解。所说仅供参考,并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雅俗分流与“歌剧盲区”

  新时期歌剧创作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歌剧观念和风格出现了雅俗分流的趋势:一股是雅化潮流,其基本特征是向欧洲严肃大歌剧靠拢,创作中国严肃歌剧;一股是俗化潮流,其基本特征是向欧美音乐剧靠拢,创作中国本土音乐剧。

  二十年来,我们在严肃歌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就作品而言,在国内正式公演并在当代观众的歌剧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剧目,80年代中期以前,以《伤逝》为前导,成为中国歌剧雅化趋势的发轫;到《原野》的出现,为雅化趋势确立了一个很高的专业格调。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深宫欲海》《仰天长啸》《张骞》《从前有座山》《归去来》《阿里郎》《安重根》(汉城版)《徐福》《马可·波罗》《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楚霸王》等一大批优秀剧目,使雅化趋势真正汇聚为一股艺术潮流;直到近几年来《孙武》《苍原》《阿美姑娘》《巫山神女》《舍楞将军》《屈原》等剧的闪亮登场,为我国歌剧创作注入了源头活水,使雅化潮流更见阔大。就作曲家而言,像石夫等七十岁左右的老一辈作曲家依然活跃在歌剧创作领域,而金湘、刘振球、徐占海、王世光、张玉龙、萧白等一批五十多岁、六十岁左右的中年作曲家正在如日中天,堪称中国当代歌剧创作的中流砥柱;至于像崔新、徐坚强这样一些四十岁上下的新生代作曲家在歌剧领域的崛起,以及一批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艺术家正在抓紧积累经验,磨砺刀枪,时时准备介入严肃歌剧创作,则是我国严肃歌剧创作后继有人的标志。

  与雅化潮流相比之下,作为俗化潮流主要标志的音乐剧创作却在吵吵嚷嚷中显出无奈与寂寥。虽然从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自1981年至今在全国各地公演的原创音乐剧早已超过百部,获得各种奖项的剧目也不少,但真正在社会上有影响、观众中有市场、经济上有票房的“三有剧目”,至多只有80年代的《搭错车》和《芳草心》等三两部勉强可以作数。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势头渐旺,市场趋热,人气也高,推出的新剧目接二连三,制作规模越来越大,但人们期待已久的“三有剧目”却屡唤不出。因此,近20年来,投身于中国原创音乐剧创作与制作的单位和个人虽说数量很多,分布面广及全国各地,但相对稳定、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音乐剧创作群体至今未能形成,造诣超群、众望所归的音乐剧艺术家一个也未出现。

  中国歌剧创作的雅俗分流,当然是同改革开放这个总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因此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精英文化的严肃歌剧,其创作和制作水准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综合实力的象征,而它的服务对象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和白领阶层;作为通俗文化的音乐剧,也正由于它的娱乐艺术本性和市场特征而将它的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的都市青年、大中学生和蓝领阶层。

  于是我们发现,作为我国歌剧雅俗分流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在严肃歌剧和音乐剧之间露出了一个广阔的空白地带——这就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市场。近20年来的歌剧实践证明,农民与农村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排除在歌剧艺术的视野之外,成了严肃大歌剧不爱、通俗音乐剧不疼的“盲区”。这种状况,无论从农民在我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农村文化市场在全国文化市场所占的地位说,还是就农民群众与歌剧艺术之间相互需要的紧迫性说,“歌剧盲区”不能不是近20年来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重大缺憾。针对这种状况,近来山东作曲家刘源提出了“乡村歌剧”的概念,并在作品《拉郎配》中将它作为艺术理想来追求。尽管对这个概念的理论阐发还很粗浅,《拉郎配》在艺术上也不成熟,但它毕竟提出了当代歌剧如何面向农民、如何占领农村文化娱乐市场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为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为此,我曾在一些文章中极力宣传“乡村歌剧”,并再次呼吁歌剧界给予足够重视。

  二、关于歌剧的音乐性与戏剧性问题

  长期以来,音乐性与戏剧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歌剧界。中国歌剧史70余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强调戏剧性忽视音乐性的,到了新时期之后才有根本改观。现在来看当代严肃歌剧的音乐性及音乐的戏剧性,其专业化程度虽不能说无懈可击,但作曲家处理手法之丰富与技巧之纯熟,却是此前任何一部同类歌剧所难以比拟的。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剧本的作用、歌剧的戏剧品格,以及情节、冲突、动作、性格、形象这些基本的戏剧元素被弱化了,似乎歌剧剧本不再是歌剧的“一剧之本”,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有利于歌剧音乐的充分发挥与表现;刻画人物及其性格,以及在冲突中塑造歌剧形象的任务依然未能引起歌剧家们的足够重视,因此不少剧本情节简陋、结构松散、故事平淡,人物性格及其发展缺乏内在根据,戏剧冲突人为痕迹很重;即使是正式上演的剧本,甚至是获奖剧本,也很少能够在这些方面经得起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双重推敲。

  第二,音乐性被强调到了不恰当的高度,甚至高踞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将严肃歌剧简单理解为“一唱到底”了,但大多数作曲家依然不善于处理歌剧音乐的戏剧性课题,不善于用音乐手段来展开戏剧冲突,推进情节发展,因此一到抒情性场面便两眼放光下笔有神拼命渲染,但到了冲突性场面就心里发毛办法不多草草收兵,致使抒情性场面臃肿、冲突性场面简陋、戏剧节奏拖沓,歌剧形象犹如“注水猪肉”,一旦脱去水分便干瘪得难看,因此在戏剧品格和剧场特性方面显得特别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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