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7-0289(2000)04-0017 复杂多元的文学史格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视角与考察方式。对于研究主体来说，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回顾与前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相对而言，一部理想的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人格、文化良知、学识、审美力和价值观念的高度结合。重写文学史乃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新的学院派必将发挥文学史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文学史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从而思考整个文学史学科之来龙去脉与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1-p58]是的，要前进，就要进行历史的理性反思。本文正是我长期教学生涯积累的一些学习心得，是研读我的精神同道许多精彩论著的感言，这其中也就有了我对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反思与取向。 一 我估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模仿卓别林的比赛，卓别林也去参加了，但卓别林却没有得到名次，他被淘汰了。为什么那些假卓别林能得第一，而真卓别林反而得不到呢？因为假卓别林对真卓别林有一种主观上的想象。这种迷恋、想望和想象很重要，卓别林对自己因为没有这种想象，所以他输了。我认为这则故事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扩而大之，它有了象征意味。具体到我所研究的专业领域，文学艺术要求的其实是一种主观的真实感，这种东西比真的东西还要真，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文学艺术的魅力。有人说，文学艺术都是主观化、个人化的，这其实并没有错，起码是“片面的深刻”。进一步说，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建构又何尝不是也具主观化、个人化的呢？ 和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建构的主观化、个人化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现代精神或曰当代意识的问题。我们曾试着对“当代意识”做了个粗略的界定：如果说历史意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尊重历史的真实和厚重的历史感的话，那么当代意识实质上是研究者主体的一种现实精神和科学性要求。强调历史意识不等于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事实上，提出“向历史本来面貌逼近”可能更显得明智。而当代意识乃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力，也包含了对真理的信仰与追求，以及作为一名学者所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学术尊严。我曾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不断强调过：重写文学史，绝非要写一部“修正史学”、一部“平反史学”，而是应当站在当代的文化立场上，提供一个重新认识文学历史现象的新范式。以当代意识重构文学史的提法是否能成立，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不同的文学史家眼中就更仁智相异，而且进一步有了“说不尽”和“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之说。因此，不管文学史家怎样客观、公允，他所描绘出来的文学历史图像，仍然会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学者的学术个性以及观照方式乃至独有的操作程序。一位文学批评家就此曾明确指出，假定有十位文学史家，同时写某一时期的文学史，我可以断言，他们越是富于才华，写出的文学史就越会各不相同，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十部文学史的差异还会大大增加。他还说，人们常用“公允”、“客观”这类字眼来称赞文学史著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文学史家并不能作到真正的公允和客观[2-p237]。一位艺术史家也表明自己撰述艺术史的观点：“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当代人抱着当代意识写给当代人看的。”[3-p1]对此，朱学勤先生说过一段很实在的话：“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兰克和他的学派当然可以要求纯客观，但未必能够作到纯客观。人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也许朱先生同样担心别人对他的误解，所以他特意找补了一句话：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不能作实用主义解，以此放言无忌，任意曲解历史，它只不过公开承认一切历史著作的局限，以及历史写作者走不出自己皮肤的一份无奈[4-p10]。而法国的一位专家雷蒙·阿隆则调侃地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我有意地从当代文学史研究家、艺术史研究家、外国历史研究家和一位外国史学家的言论中抽取了一些观点，但绝不敢断章取义，而是从其整体的理论中抽取其根本的理论观点，把他们作为一个参照系而已。既然其他领域可以作如是观，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作如是观呢？在当代意识问题上，我的理念是始终如一的。在我看来，学人如果具备条件，每个人都有阐释文学史的观点、视点和操作程序以及具体方法，所以文学史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笔下有不同的面貌、色彩。在最准确意义上阐释历史，都必然具有时代精神、历史个性在、史学家的人文性格在。记得去年年初，我拜读北大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我就了解到，林老最初写文学史时，心里想的就是新文学的创作。所以在他的文学史当中，许多价值标尺都是根据“五四”精神判定的。所以评论界认为，他力图找到古代文学之生命动力，以求为新文学创作服务，这就是我们读林老文学史著作时首先感受到的那种消除今人和古人之间距离的取向。事实上你读林老著作中盛唐诗一章中的描述简直是一首抒情诗，作者把古人的诗心，自己的激情融为一体，于是读者的心随着作者一起激荡，一起进入盛唐诗那自由、开朗、奔放的意境中去，而文学史的本相全然未曾丢失。应该说这是真实的感受。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家在还原历史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己。比如早期的即还未曾受到毛泽东接见并提出毛自己的文学史观前的刘大杰先生独自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他对作家心灵体验式的分析，和林庚的史著中的唐诗部分作家的分析，几乎都突显了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特征。也许读者或从一个文学史的教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生命体验的主体介入，文学史能否在人们的心灵中激活，是很值得怀疑的。不妨把话往更实在处说，后来者读前辈如刘著文学史、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林著文学简史，不仅会读到他们笔下的文学史，而且还看到这一代人是如何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历史。近二十年来，学界为什么越来越对“教科书模式”感到不满，而越来越强烈地对“一家言”的文学史的渴望与追求，就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史教师，从反思历史角度来说，我认为越来越失去人文性，而日趋工具化，毕竟是文学史教学和文学史编写的败笔。 现在，我们不妨回过头来问一句，文学史是什么？我想，它不应该是一般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吧！按照我的经验，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应当是文学史家的人格、文化良知、学识、审美力和价值观念的高度结合，应该是对文学历史和文坛巨擘的热情拥抱，应该是借社会历史、生活现实洗刷而变得无比深邃的目光，对文学历史过程和精英作家、民间艺人的人生扫描。没有社会给予的当代生命感悟和当代意识的深切而真诚的感受，也无所谓文学史家的深刻。正是基于这一点，不论我们眼下能否做到，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思想家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总是紧密糅和在一起的，他的历史思考总是和现实思考统一在一起的。因为现实为思想提出问题，思想必与现实和历史结合。而思想又应“大于”历史和现实，因此治史者，其中包括治文学史者绝不能撇开社会现实。只有超越传统才能真正理解、阐释传统，文学史亦然。文学发展的全部历程都是一个被“当下”和“今人”“化”了的过程，也只有如此文学之生命乃得以延续。 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都为“当代意识”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必要的阐释，当然也是一种铺垫。因为没有这种观念，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中国社会的关系就无从说起，因为任何时代的“当下”和“当代意识”都是建构文学史的契机，而一旦忽视了它，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命题就会失去其根本，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谈，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总之，我是把“当代意识”作为自己的一种学术立场，至于其他文学史家自有他们自己的学术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