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话，那么一种新学统的产生必然是其中最具有历史意味的过程。当我们检索这一巨大的文化变革时，传统的旧学统的被质疑，其绝对观念正确性的被打破，其传统的学术权威被动摇，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幕幕精彩的文化革新戏剧，而文化新学统的建立则是这一时代得以巩固并获得自己新的历史标志的成果。人们从破坏旧文化、旧观念和旧学统开始，逐步走上了新的建设之路、创新之路，冲破种种障碍，融合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资源，终于形成了如今中国比较稳定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它们由一系列标志性文化人物和思想成果组成，从而也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使文学史的重写和重构成为可能。 显然，新学统意味着一种建设，而且是在清算、批判与继承旧文化、旧学统基础上的建设。这一点，从胡适早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主张，到学者们近年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之类络绎不绝的呼声，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追寻和文化工程。尽管就新学统概念的提出本身，还有许多理念上模糊不清的地方，也尽管学统有无新旧之分还值得讨论，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牵动传统及其转化的问题。在这里，所谓新，正是从一种新的大文化形态及语境而言的，它体现为一种转折和变化，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蜕变过程。而正是因为如此，如何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凝视语言及其变化过程，发现其中蕴藏着的文化和历史能量，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20世纪中国文化及文学演变史的关键。 一、重新理解语言：关于《马氏文通》 如果把语言理解为一种文化理性的载体，如果说一种既定语言及其规则决定并延续了过去文化遗产和学术传统的循环模式和轮回之路，那么一种学术传统的确立就离不开对语言及其规则的重新理解。而当一种学统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一种过于稳定的话语体系的时候，语言也就不会作为一种必须重新理解的对象被提出；因为这时的语言已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它与人们的意识状态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所以，在文化及文学变迁中，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很难、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人们的心理结构总是和一定的语言形态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会持续受到历史语言及其规则的制约，这也就是历史具有的连续性，学术传统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斩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语言及其结构的变化对于社会文化形态的巨大作用，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既定语言及其规则的怀疑和重建，就意味着打破过去一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化规则和思路，预期一种新的文化和文学状态。就中国19世纪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来看，历史的转换和语言的更新是连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但是，这种新学统最初是在什么契机和条件下发轫和建立的，它又是怎样冲破传统的旧文化和旧学统的蛋壳呱呱落地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文化课题。就一种学统的文化存在来说，当然需要多种历史条件，但是语言却是其最基本的因素，所以言及学统问题就不可能回避语言问题。如果我们不从语言和言语形式的革命入手，就很难解开这种旧学统分离破碎之时新学统摧枯拉朽、磅礴而出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僵化和保守性往往就表现在包裹在外面的那一层外壳上，尽管里面仍然是富有营养和鲜活生命力的资源，但是由于长期自我保护和封闭的需要，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外壳，不仅窒息了内部原有的生命活力，使其难以发挥出来，而且造成了与外来文化的隔绝，使外面的好东西不能进入。可以说，特定的语言就是这种坚硬的文化外壳。因为它们本身不仅是任何一种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本体，而且惟有它们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规则维护自己和显示自己，确定自己的文化家园。如果人们不能找到一种进入语言的方式，实际上就无法真正走进文化，也就无法进行文化交流。 在19世纪的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冲击着中国社会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重新理解不仅包含着某种文化变革的欲望，而且包含着对文化的这种新的理解——而这本身往往就孕育着新的学术理念。也许正因为如此，胡适在白话文八项主张中有一条就是“须讲究文法”。可惜，他当时对这一条的解释却过于简单，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只有寥寥数语：“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究文法之结构。其例甚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注：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页。） 就今天看来，胡适的这种“无待详论”并不意味着“此理甚明”，只是表明他意识到了、但是并没有真正重视“文法”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实际上，至今所谓汉语的“文法”的“理”，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至明”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五四时期人们对于破除旧学统、建设新文化的匆忙心情——尽管这直接涉及到了对中国语言及学术传统的理解问题。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因素（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文化意味），当时对于中国文法之理的探究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建设中国新学统的基本思路和面貌。 所以，中国近代的文化变革应该从《马氏文通》说起，也就并不唐突了。就在20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也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上卷出版，次年下卷出版。（注：关于这部语言学专著的作者，如今学术界还有不同说法和争议，但是我在这里还是依照旧说。）此书的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世纪之门，更使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和思路来看待和理解自己的语言及其规则。应该说，马建忠(1845-1900)是19世纪少见的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的中国学人。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留洋放学多年，在西方学过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历史、地质等课程，通过了巴黎考试院文科和理科考试，在法律和外交学方面也具学养。由于他不仅熟悉中国典籍，而且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和希腊语，并且能翻译俄语，所以曾是一位出色的公使翻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意识到了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方式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的基础，若文理不通，学理自然也不能理解和把握。所以他花费毕生精力来完成这部划时代的语法著作也并非偶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亲身考察意识到了语言与社会发展之间、尤其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科学落后，就在于中国没有“葛朗玛”（grammar，英语中语法之意）理论，所以中国人学语言文字要比西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但是却表现了马建忠对语言理论和社会文化状态关系特殊的敏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