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的魏饴的文章《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为“休闲文学”90年代以来的“兴起”作了热情的辨护，其中的某些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作者认为，休闲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的必然结果”，同时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两个可变因素的制约。当这两个因素处在良性状态的时候，“休闲能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出现民众感兴趣的休闲文学。”这里提出了休闲文学的“人民大众”性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沿着这个思路，下面谈谈对“休闲文学”及相关论述的几点看法。 一 从理论层面定义“休闲文学”，关涉对“休闲文学”的认识与把握，定义行为本身表明了某种价值取向和文化身份。从字面来理解，“休闲文学”是描写、反映“休闲”生活的，是为读者的“休闲”而写的。在此意义上，“休闲文学”流露出悠闲轻松的情调，它让人松弛，让人最大限度地领略“闲”的个中滋味。因此，它自然不去描写、反映重大的社会生活现实问题，不让自己的笔墨陷于矛盾纠葛之中。而是信马由疆，娓娓叙谈，状若闲庭信步；一颦一笑、一茶一饭、风花雪月、鸡毛蒜皮、轶闻趣事，无不可以点染成篇。字里行间，笔者悠闲自得的襟怀若隐若现，会心的读者闻弦歌而知雅意，共鸣中与作者一起同享了“闲”的雅趣。可归入此类休闲文学的作品，除从现代文学中挖掘出来的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小品外，还有当今某些学者、作家的散文随笔。它们数量庞大，题材广泛，但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取回避或淡化的态度。这类休闲文学作品，拥有大致确定的读者群，其中不乏优美、清新、隽永之作，它要求于读者的不仅仅是闲适的心境，还要有典雅、细腻的文化品味。 从主题、题材、对象角度界说“休闲文学”是有道理的，不过还应深入一步，使之更加全面。鲁迅谈及诗歌与小说的起源时，认为“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席勒认为，文艺起源于游戏，它是超越于人的自然需要之上的自由活动。审美实践也表明，文艺的存在是与主体的闲暇和劳作后的休闲相关的，当艺术的主体分裂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后，闲暇更成了读者审美阅读的基本前提。这种阅读不仅帮助读者度过闲暇，而且使他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闲暇的有限性。换言之，审美愉快、“休闲”，并非只属于“休闲文学”也是整个文艺的基本功能与目的。通常理解的“休闲文学”实际指涉文学的某些特定形态，而不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今情境中，“休闲文学的存在是文学多样化的体现，它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与文学的一般审美价值并不矛盾。并且，事实上“休闲文学”与其他形态的文学是并存的。 二 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休闲”的文艺与文艺的“休闲”成了中国大众老幼咸宜的娱乐方式，支撑起一片欲望的蓝天。在当下中国现实中，休闲性的文艺与文艺的“休闲”是相当繁盛的。 中国的“休闲”性文艺是与市场经济，商品意识、都市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就其主题与内容而言，很难以“审美”“休闲”来概括它的复杂意蕴。没有必要担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性的文艺会失去自己的地盘，倒是应该不再忽视它对国民精神素质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对文艺的“休闲”需要与“休闲”的文艺对这种需要的创造具有互动性。没有疑问，文艺生产应当满足欣赏者的“休闲”需要，但光是做到这一点不够。应当看到欣赏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既有“休闲”的需要，也有在“休闲”中受教育、获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的需要，这一点不应受到忽视。健康的明朗的休闲文艺不应成为大众闲暇的消极充填物，在使欣赏者快乐的同时，还应使他得到教益，启迪和帮助。 三 闲暇是美好的，是人们渴望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局限加剧了劳动者对闲暇时光的憧憬。但是，闲暇既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不自由的。闲暇的自由度往往以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自由度为前提，如果劳动者的劳动不自由，那么劳动者的闲暇也不会有多大自由。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作日缩短，各种节假日的增多与延长，使人们对闲暇的自由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但实际上，劳动者大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前所未有地增强了。龙年春节晚会上，现今流行的“休闲文学”其含蕴尚浅，面对的读者也很有限。它感兴趣的往往是典雅化的悠闲情趣，是平庸琐细生活的诗化。诚然，它是有审美价值的，是读者需要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今日的中国尤其需要真切地看取人生，自觉地引导国民精神向上的文艺，这样的文艺应该也有可能居于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 “休闲”与人的憩息——从身心两方面得到休养——密切关联。今天，“劳动者”的外延前所未有的扩大了，其涵义几可等同于“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从”的“闲暇”迄今尚未受到理论深刻而有力的追问。今天的“休闲文学”所满足的需要是极为有限的，它与“人民大众”的“闲暇”并无等值的对应关系，它的功能与作用也不能夸大。真正的休闲文学应当是使人民大众在获得快乐的同时获得自由感的文学，而不是使他们的闲暇变得更加不自由更加非人化。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动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今天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当然有巨大差别，但是文学所面对的主体与社会生活却远比旧的时代丰富、复杂，因此“休闲文学”也应是多形态多功能的，它给予人们的愉快应当是“休养”，而非仅仅舒缓他的紧张，满足他的好奇心，释放本能力量，转移他对现实痛苦的注意。在此意义上，鲁迅所说的“生存的小品文”仍然是今天的“休闲文学”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