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999年7月19日，北京大学邀请部分学者及新闻媒体的记者共40余人，为新成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陈平原、严家炎、杨义、徐葆耕、王富仁等14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对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如何更好地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发表看法。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中，对“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对20世纪进行整体研究的思路可以追溯至15年前。1985年，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1988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改变了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打破了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现代、当代专业的界限，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它把1840年至80年代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套以现代性“美学”作为阐释系统的文学史写作范式。对这一新的理论构想，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很快便作出了呼应。上海学者陈思和相应地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现”，并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杂志上共同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随后便出现了多种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名的文学史论著。 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及相关的文化理论命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不限于个人论著，而是采取了“协同作战”的方式，由多位学者参与一套丛书的写作；另一是研究内容不限于文学，而开始对多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如谢冕主持、1993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种），严家炎主持、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10种），谢冕主持，199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已出11种，另有两本将在1999年底出齐），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严家炎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严家炎和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孙玉石和谢冕主持的“20世纪中国诗歌史”以及严家炎主持编写的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正在陆续出版或编写。陈平原等人主编的《学人》集刊和“学术史丛书”，则联合北大文史哲各系的部分学者，尝试时“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今年7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跨学科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没有经费、级别和人员编制，目前挂靠在北大中文系。它的组织者希望以学术课题为纽带，联合校内外学者，综合考察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教育等，尤其注重跨学科研究和个人难以完成的重大学术课题。7月19日下午，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及学校有关负责人吴同瑞、程郁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香港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郑培凯，著名学者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谢冕、王富仁、洪子诚、赵园、胡军、欧阳哲生、朱青生等以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的记者，共4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该中心的主要发起人陈平原首先介绍了组建研究中心的意图、进展情况和工作计划。严家炎、孙玉石、杨义等14位学者对于组建这样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学术机构的意义，以及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下研究20世纪文化可能获得的新视野等，发表了不同看法。研讨会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如何使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化”；二，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也就是如何通过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来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并对21世纪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三，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研究视野以及如何具体实践跨学科的研究。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一门新显学 由陈平原所拟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情况介绍的草稿，一开始便指出：20世纪很快将成为真正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概莫例外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北京大学组建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机构，便成了一种适逢其时的举措。陈平原在会上所做的发言中进一步阐释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含义，他指出今天提“20世纪中国文化”并不是15年前所提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的顺延。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包含了一套理论诠释和具体的推断与描述的话，今天所提的“20世纪”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时间概念，即讨论20世纪中国的文化，至于研究者从什么角度进入、用什么理论或采取什么立场，则是研究者的自由选择。陈平原认为，下一世纪的前20年时间中，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清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将成为一门显学。这是因为为了走出20世纪的光荣、梦想与困境，必然要投入比较多的人力和精力来详细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而这一文化的复杂性，也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一些大的理论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