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0)01-0121-04 新中国已走过了不平凡的50年，新中国文学理论也同样走过了不平凡的50年。50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祖国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联。新中国经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都留下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思考。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随着祖国的迅速发展，也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安徽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安徽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多位专家学者，对50年文学理论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对当前的文艺学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文艺学的未来走向作出建设性的预测和构想。会议主题鲜明，对话坦诚，交流广泛，充分体现了我国大艺理论事业的繁荣和勃勃生机。 一、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回顾 首先，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面深入地回顾了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沧桑历程。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认为，5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政治化—一审美化——学科化”三个历史阶段。对政治化的文艺学，我们应当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也要认识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与理论开创性一面。的确，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化几乎窒息了文艺学的发展，导致了文论话语的单一化、霸权化、专业化，以及文艺批评的运动式操作。但与此同时，政治化文艺学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诗学成果，如“双百”方针、“诗要用形象思维”，至今仍是文艺学可以接着讲的话题。新时期以来，文艺的审美的独立品格得到确认，文艺学也步入审美化阶段。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文论学科化时期。文艺学专业化、边缘化，由寄生于政治和创作转向自身也生产意义与价值，成为独立学科。我们应特别珍惜自己的边缘身份和独立地位。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则把50年文论史放到百年文艺学学术史中去考察，提出“蜕变—定型—突破”三分期说。上个世纪之交的梁启超、王国维文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形态的蜕变，这是五年文论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到文革结束前是现代文论定型阶段，这是现代文论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他十分赞同童先生的分析，认为对历史我们不能妄加假设，而应客观分析其历史根源、发展趋向以及在现代文论史上的意义。突破阶段是从76年开始，新的“酉学东渐”打破了僵死的文论旧格局，新方法、新观念不断涌入，文艺的主体性、价值论、本体论等问题得到重视。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出现，又出现了文艺学“边缘化”和对自身独立性地位和品格寻求等问题。杜先生在回顾百年文论史的发展特点及原因后，得出结论：不封闭和多元化是最利于文艺学发展的条件和氛围。 其次，在对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回顾的整体框架中，不少学者把目光聚焦到5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上，他们从学理上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功过是非，为文艺学的未来建设扫清理论障碍。 王元骧（浙江大学）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概括为三大流派，即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活动论。他指出审美反映论的优点是注意了艺术反映与科学反映的区别，缺点是没有将作家、作品、读者连成一个系统，忽视了外部研究；艺术生产论的优点是开辟了从政治经济视角对艺术生产的研究，缺点是对艺术生产的特殊性研究不足；艺术活动论的特点是注意了艺术活动过程。王先生进而认为，三种不同的文艺观应当互补，在方法论上要把本体论、认识论与活动论结合起来。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的观点略有不同，他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有反映论、实践论、人学文艺学三个分期。他认为这三个分期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不同层面的开掘，彼此并不矛盾，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深化与超越，三者应当相互补充、共生共荣。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当然有着社会的外部原因，但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也不可忽略。当政治干扰理论思考的时代过去之后，理论上的反思对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义便上升到首位。安徽大学顾祖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细读和中外文论史的宏观考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范畴的二重品格：一是狭义的历史本质观，为写实型文学和现实主义者所遵从，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一是广义的历史本质观，这是对文学本质最终的、最高的一元式概括，如恩格斯对歌德作品的评价。他指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局限于狭义的历史本质观和把现实主义绝对化，导致了现实主义一花独放，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受磨难。今天这种误解仍然存在，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历史”范畴的理解就有了重要的实践意义。 武汉大学曾庆元接着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认识偏差。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对象定位为“革命文学”。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方法都没能把握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内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界定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元方法，用以观察人类一切文艺活动，了解并发现文艺活动规律，科学解释文艺现象，并能正确指导文艺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湖北师院张开众对此深有感触，认为政治论诗学形成的内在原因很多，不仅在于以文学的政治维度和功能以偏概全，而且在于对政治、文学的政治性、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过分简单狭隘、机械惯化的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极端的政治论诗学的巨大负面效应就彻底否定政治论诗学，我们可以通过对政治概念的重新界定来拓展其可能利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