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逐渐成为我们背影的20世纪留下了一些永远牵动着后来者的话题，“文革文学”便是众多重要的话题之一。 “文革文学”，是与20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相关联的。1966年5 月中国爆发了持续十年的“文革”。对这场给当代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彻底的否定，《决议》认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对“文革”的评价是研究“文革文学”的政治原则，并且包含了某些方法论上的启示。 为了能够更深入地把握“文革”与“文革文学”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了解“文革”时期的经典文献对“文革”的释义。1966年5月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辞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后来毛泽东又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些论点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核心意义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则是“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五十年代末期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当时所讲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这正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本来意义。而“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原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来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注：胡乔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学习》1993年第1期。 ）冠以“文化”二字的这场“革命”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五一六通知》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在“文革”当局和为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舆论中，都明确无误地把“文艺革命”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端”。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说：“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大会上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由文艺而及政治，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运作特点。 “文革文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和发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并在根本上规定了“文革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品貌，即在整体上“文革文学”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组成部分。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路线”成为“文革文学”的出发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代替“根本任务”；“三突出”是“创作原则”；“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创作方法；“革命样板戏”的话语霸权则贯穿“文革文学”始终。这些构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方面。因此“文革文学”的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学沦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中，文学的理想、精神、审美属性、语言等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问题到了这时都被推到了极端。在民众的审美情趣借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不断膨胀的情形下，“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被否定，知识分子的写作失去了合法性，而代之以政治写作、阶级写作、革命写作和专制写作，文学中断了现代性的追寻。这样一种非常态的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构成，因此当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讨论“文革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时不可能不存在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