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真切地感受到：人有一种“两重性”，人既蛰居在外界的事变与生活的完整潮流里，又生活在内心深处的激情里，我们既无法认清又不能遗忘它，但我们在生活的内部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当人的内部音调不能和外界合拍，当两者的统一并不优美和完善时，人的本性一直不安着，处于内心痛苦的状态之中（《泰戈尔论文学·恒河岸畔》）。这里说的是人无时不面临和感受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这“两重”的基本事实。而这“两重性”常常并不“合拍”和“统一”，于是便会引起人的“不安”和“内心痛苦”。“不安”和“内心痛苦”构成了人的心理冲突。 文学是一种心灵的激情。因此，在文学写作中，主观与客观即“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外界的事实”不合拍、不统一就势必难免，于是就有了作者“不安”和“内心痛苦”的状态，这也就构成了文学写作的心理冲突。 泰戈尔以他写作诗歌《晚歌》为例，说诗里表现的是融化在他心灵的秘密之中的“忧伤和痛苦”，而这是与他的外界生活所不一致的，这样他就得“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至“百般挣扎”。于是，写作实际上就成了心理上的“深刻而朦胧的搏斗史”。 泰戈尔认为，“在所有创造里存在着两股力量的斗争，诗歌创作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斗争，即“当诗歌创作超越不和谐的限度，或者和谐得完美无缺时，诗歌创作就等于被扼杀掉”；如果有了斗争，即“当不和谐的痛苦想以强烈方式取得和谐、表达和谐时，诗歌就像呼吸一样，冲破关闭的芦笛洞孔，活跃在音调里”（引文同上）。可见，没有心理冲突，文学写作就会失败；有了心理冲突，文学写作才进行得有声有色。 心理冲突是文学写作心理的基本规律。在文学写作的全过程中，充满心理的“不和谐”、“痛苦”和“斗争”，也就是心理冲突；通过“斗争”，解除“痛苦”，取得“和谐”，就标志着心理冲突的解决，于是文学写作也就完成了。 一 文学写作的心理冲突，其实质是审美心理与世俗心理即功利心理的冲突。作家在写作之时，他作为作者会沉潜于审美创造之中，他放纵“内心深处的激情”，从而获得审美的自由；但他又不能不作为世俗之人而牵扯于功利之想。这样，审美与非审美，心理的自由与不自由，就构成了深层的心理矛盾而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中。 钱钟书于1944年着手写长篇小说《围城》，于是入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的“围城”之内，与“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打交道，激起“内心深处的激情”，从而游弋于审美创造的自由之中。然而，在写作的整整两年里，他“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有一种惶急的情绪”（见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这无疑是一种入世的忧惶。由此，人文与入世，就构成了审美与非审美、自由与不自由的心理冲突。 朱自清散文代表作《荷塘月色》，写出了作者进入月光下的荷塘、荷塘上的月光的融融境界之中，从而获得了“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审美的自由。然而他的心头仍不时顾念：“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以及“惦着江南”等等，岂不明显与审美心理不和谐吗？这种非审美的不自由，自然透露了作者写作的心理冲突。 文学写作是一种审美创造，作家的全部心血在求创造一个符合他的美学尺度的世界，即净化的世界。乔伊斯在谈到这种美学的即净化的创造时认为，美的创造使人惊心动魄，它能使人怜悯，也会使人恐怖，但却唤起静态的激情，“远远超脱了欲望和厌恶的感情”，而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领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里说的“赏心悦目”的激情，就是审美心理；“欲望和厌恶的感情”就是非审美的功利心理。作家以创造一个净化的不含欲望的世界而成为他的写作动机和写作目标，这该是何等的赏心乐事啊！ 然而，作家毕竟生活在一个充满灰尘的凡俗世界，他是一个世俗的人，这就注定他难于“出世”，而“防不胜防”地把欲望等功利心理带入写作中来。殊不知“功利”与“净化”是不和谐的，不相容的。这样，审美与非审美，就构成了文学写作最基本的心理冲突。钱钟书以进入“围城”而赏心乐事，却又以“忧世伤生”而功利相扰；朱自清以进入“荷塘”而自由自在，却又以“无福消受”而破坏心头的宁静。有净化的超脱，又有欲望的相扰；是自觉的审美，却又不自觉地非审美，看来是永恒的心理矛盾了。 文学写作的心理冲突，有时表现为作者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王晓明在分析鲁迅的小说创作时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就像一辆双驾马车，先是那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随后又挤过来一种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这两个动机合在一起”，相互“冲突愈演愈烈”。例如《狂人日记》，正体现了鲁迅“排遣积郁的抒情冲动，借着狂人的疯言呓语，他（鲁迅——引者注）分明是在倾吐自己内心的隐情。几乎从小说的第一句开始，你就能强烈地感觉到主人公那种被虐狂式的疑惧心理……但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一下子变成了竭力‘劝转’大哥们的启蒙者，不但宣讲出那样一长篇宏论，而且……思路也与前面明显不同，混乱的印象逐渐减少，明晰的推理越来越多，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两节，那逻辑是多么严密，哪里还有先前的那种疯气！”于是，论者认为，“倘说《狂人日记》的前半部分是抒情小说，作者是在那里吐露积郁，这后半部分却出现了‘随感录’式的政论杂文，分明是在向公众推行思想启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