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邵敬敏,男,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语言文字应用

内容提要:

本文收集大量的香港方言外来词语言材料,并对香港方言的外来词进行“三维”比较研究:第一,跟外语(主要是英语)比较,目的是考察其来源及其汉语化的进程;第二,跟上海方言进行纵向比较,重点是比较两个不同方言在外来词引进方面的区别;第三,跟普通话进行横向比较,主要是观察香港方言外来词的特点及其特殊的走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香港方言外来词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外来词的类型归纳出“全部音译词”“音意半译词”“音译添意词”“音意兼译词”“汉外混合词”以及“借形词”“意译词”和“直译词”等八种类型,并且提出“广义外来词”和“狭义外来词”两个基本概念。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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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97(2000)03-0003-10

      近五十年来,中国各大方言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向普通话靠拢。由于香港方言长期以来跟普通话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所以它跟普通话的差别要比广州方言大得多。广州方言和香港方言同属粤方言,但是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词汇方面,其中,外来词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语言现象。[1-2]

      研究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最理想的应该是两个方言:一个是上海方言,一个是香港方言。老的源头是吴方言,特别是上海方言;新的源头就是粤方言,特别是香港方言。因此,把上海方言和香港方言的外来词作一些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主张,研究香港方言外来词的方法,主要是“比较”,而且是“三维”比较:

      第一,跟外语(主要是英语)比较,目的是考察其来源及其“汉语化”的进程;

      第二,跟上海方言进行纵向比较,重点是比较两个不同方言在外来词引进方面的区别;

      第三,跟普通话进行横向比较,主要是观察香港方言外来词的特点及其特殊的走向。

      一 上海方言和香港方言的外来词纵向比较

      在历史上,当时所谓的“洋泾浜英语”,实际上是介于上海方言和英语之间的一种混合语。十里洋场中,[3-4] 外来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些外来词语,有些保留下来了,并且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语的规范语“普通话”。例如:茄克、苏打、咖啡、巧克力、布丁、色拉、马赛克、凡士林、吐司等;有些,已经很少使用,例如:菲林、沙龙、赛璐璐、阿司匹林、水门汀、梵哑铃等;也有些已经基本上被历史淘汰了。例如:士林蓝布、司必灵锁、热水汀、配尼西林、狄克推多、哀的美敦书、来苏儿、白脱、司的克、凡尔、拿摩温等。

      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80年代以前,极大部分都是先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而8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从粤方言,特别是从香港方言引进的。然后,这些外来词再经过新闻媒介、文学作品以及经济交流等等途径,进入到普通话里去。[5]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到70年代末,外来词的使用明显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中国推行的国策比较“左”,如果多用所谓的“外来词”,就有“崇洋媚外”的嫌疑,这样,外来词就失去了它生存的空间。

      第二,中国的语言学家有意识地提倡多用所谓的“意译词”,排斥所谓的“音译词”,并且把这有意无意地提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外来词的数量,降低了外来词的地位。

      第三,客观上,当时由于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除了少数来自于俄语的外来词,如“布拉吉”“康拜因”“苏维埃”等随着“老大哥”引进来之外,跟外来词的主要来源——英语,基本上是断绝了来往。

      近五十年来,香港由于它的独特的历史地位,香港方言的外来词,可以说在中国各方言中,数量是最最丰富的,品种也是最最繁复的,因此香港方言无疑应该是研究现代汉语外来词的最佳对象。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老百姓平时说的尽管还是粤方言(香港方言),但是,英语却是正式的官方语言,而且是上层社会语言,因而英语对香港方言的渗透和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政治上,香港156年来一直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英语成了官方语言,即使有时也允许使用汉语,但是如果意义上有矛盾或有出入,最后都要以英语为准,因此英语是一种强势语言,是统治者的语言。

      第二,教育上,香港的教育制度,英文中学、英文小学,甚至英文幼稚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香港的市民一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这类学校;至于大学的教育,就更是以英语讲授为主了(少数用香港方言)。

      第三,经济上,香港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它跟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商贸业务上的往来,世界各国的大公司、大银行或者把总部设在香港,或者在香港有办事处,英语作为当前国际交往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必然成为主要的交际语言。

      第四,心理上,人们以能够讲英语为荣,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象征,所以,即使一般的市民也会时不时说上半句一句英语,这就对香港方言的词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上海方言跟香港方言的外来词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也有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有三点:

      1.音译时由于方言的语音系统不同,所用汉字不完全相同。史有为指出过:“语音汉语化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一是音位汉语化,二是音节构造汉语化,三是语音长度的汉语化。”[6]这一分析相当细致, 同样也适用于上海方言跟香港方言的外来词的比较。例如:“sofa”这个词语,上海方言音译时用的汉字是语音形式相近的“沙发”,只是被普通话吸收以后,才改念成“shafa”;而香港方言则音译为“梳化”。 用汉字写出来,好像完全是两个词语,可是在口语中读出来,语音却是相当接近的。又如英语里表示五百张纸的计量单位是“ream”,上海方言里根本就没有以“m”结尾的闭口韵,也没有“r”这样的声母,所以只好借用相近的“令”来表示;然而香港方言里却有闭口韵,所以就选用了“捻”这个汉字。又如表示“启辉器”意义的“starter”, 上海方言是“司得脱”,香港方言则是“士挞打”。此外,由于英语词语的音节往往挺长,不同的方言在音译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缩减。例如表示“手仗”的“stick”, 上海方言用的是三个音节的“司的克”,而香港方言用的是“士的”;又如表示“证件(护照)”的英语有“pass”和“pass-port”,上海方言用的是“派司”, 而香港方言用的是“派士钵”。又如“microphone”,上海方言叫做“麦克风”,香港方言叫做“咪高峰”或者干脆叫做“咪”。所以,从语音上作比较,不难发现某个外来词首先是由哪儿引进的。比如“比基尼”(bikini)、“克力架”(cracker),其中的“基”对应于“ki”, “架”对应于“cker”,这样就可以推断出它们应该是首先从香港方言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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