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6038（2000）07—0034—05 大连外国语学院《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0月号上 发表了张经浩的《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颇多“妙”论，编辑部加写了按语，号召译界同仁参加讨论。在参加讨论之前，我想先谈几点关于学术研讨所一贯抱有的粗浅看法： 第一，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均应予以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为我所用，不断充实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闭关保守、敝帚自珍固然是错误的，而照搬洋货、食而不化也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第二，所有学者专家，都各有千秋，有其长，亦有其短。无所不知的万能专家，古今中外都未曾出现过，连中外圣人孔仲尼和亚里斯多德也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而在研讨学术的过程中，应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而不是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否定一切，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真正有学问的大师名家，无不谦虚谨慎，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人生哲理。 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0月号上读到张经浩的大作《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其中颇多与众不同的论点，不敢苟同，现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和平等切磋的精神，仅就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成就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谈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一、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成就 我同意张后尘教授在上面提到的《难圆的梦》的“奇文”之后发表的题为《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一文中所讲的对待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正确看法，因而整段录来作个引子： “探讨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我们不能丢掉中国这样一个翻译大国的贡献。从佛经翻译到现代翻译，从实践到理论，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均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中国传统译学的许多论点精辟，内涵深刻，饱含中国文论、文艺美学的精髓，而且体现了中国哲学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而不像西方某些哲学流派的极端主义。可惜，我们在论战中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译学的理论挖掘。我们需要创新意识，但决不是切断历史，仅凭引进一点只言片语，就妄下结论。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好，其他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别人的研究走上了绝路。”讲得真好，甚合我意。令人遗憾的是，张经浩的大作，却对我国大多数受到译界认可并对翻译理论较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加分析的低估以至全盘否定，如此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窃以为不符合与人为善、取长补短的学术交流的态度。下面拟根据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摘引数例，以窥全貌：说王东风、楚至大“认为‘已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翻译学分支系统’……有个常识性错误”，说杨自俭推崇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和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等两部专著为“出言大胆”，说陈宏薇在主编的《汉英翻译基础》中给翻译下的定义“欠准确”，说范守义在《中国翻译》发表的题为《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的文章“叫人越看越‘模糊’”，说董秋斯于1954年发表的题为《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中讲“‘翻译是一门科学’看来有些欠妥”。所举例证已足以说明《难圆的梦》的作者居心所在，无非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因为上述遭到无理点名批评的译界同仁，多数都是得到公认的多年从事翻译实践和中外翻译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成果累累，为中国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抹杀不了的巨大贡献。正如张后尘教授在《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批译论家借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文体学、比较文化学、美学等某些供体学科探索、总结翻译规律，旨在建立科学的翻译学的尝试，都是可取的，也是值得敬仰的。”而遭到无理批评的多数专家学者，也正是这类值得敬仰的较具有继承性同时也具有先进性的代表人物。 在《难圆的梦》一文作者的“横扫”之下，想不到我这个已届耄耋之年的译坛老兵也没有能够幸免，只不过没有直呼其名罢了。虽未点名指责，也只好应战，因为是非不能不辨，真理愈辩愈明。《梦》文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信、达、切’和者甚寡。”“信、达、切”三字是笔者在1979年湖南师院学报第1 期发表的题为《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的，只不过是个人研究中外两家译论——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翻译三总则”——的基础上所抒发的一孔之见的读书心得而已。事过15年之后，我发现原来对“信、达、切”三字所下的定义还不够精确，遂于1993年在上海《外国语》第3 期上又发表《翻译原则再议——在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把原来的“一、信——保全原文意义；二、达——译文明白通顺；三、切——切合原文风格”进一步修订为“一、信——信于内容；二、达——达如其分；三、切——切合风格”。可见，“信、达、切”三字原则提出者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译论看作是什么可以垂范后世的成熟的学说，实际上，它仍有其不足之处。不过，在翻译标准问题研究的长河中作为苍海一粟，在百家争鸣中聊备一格，似无大碍，未可厚非。但若把它不顾事实地无端地判定“和者甚寡”，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信、达、切”说到底是一文不值因而“和者甚寡”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尚有一些和者？事实胜雄辩，请看下面所举事实： “信、达、切”三字原则1979年发表以来，受到赞同的专题评介和论述到的文章，仅就我看到的来说，就有多篇（注：顾延龄《刘重德教授的翻译观》，《外国语》1991年第1期。楚至大、 林玲帼《信达两全形神兼顾——评文学翻译十讲》，《外国语》1993年第3期； 佘协斌《三湘译论述介》，《外语与翻译》1994年第3期； 曾海帆《“切”也是科技翻译应遵循的原则之一》，《中国科技翻译》1994年第4期； 刘罗颐《对信达切论的共鸣》，同上；刘罗颐《刘重德教授新著〈浑金璞玉集〉赏析》，《外国语》1995年第3期； 夏平《读〈浑金璞玉集〉》，《外国语》1995年第5 期； 黄任《重温“信达雅”》， 《外语研究》1996年第4期；谭卫国《以“切”代“雅”，切合实际， 恰如其分——评介刘重德教授关于风格翻译的原则》，《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8月。），对“信、达、切”给予好评的专著也有三种（注：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谭云杰《英译汉技巧与实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摘录，仅按发表或出版先后次序摘要引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