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0）02—0096—06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从提出到发展成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这三个字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因为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字影响的。”特别是该标准厘定之初，其影响几乎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成为“译书者的唯一指南，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被奉为中国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译学家们不断推陈出新，使“信达雅”沿着四条明显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轨道向前发展。本文试就“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作一初步探讨。 一、“信达雅”的提出 从汉末到宋初一千多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我国最早谈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该文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东晋时的道安，继承和发扬了支谦的思想，提出“五失本三不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力主矜慎；六朝时的鸠摩罗什，一反汉晋翻译传统，别树一帜，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其译文“善披文意”，求达求雅；唐代玄奘主张以信为主，采用音译（五种不翻），将汉晋直译与六朝意译巧妙结合，从而成为“新译”派的卓越代表。 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善译”观：译者应对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审其音势之高下，相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倡“信达雅”为译事楷模。文章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还引证儒家经典，来建立他的翻译学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自成体系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至此确立。 在严复的翻译标准里，“信”就是译文意义“不倍原文”。为了能“达”，译者应“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于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为了求“雅”，严复主张“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反对“用近世利俗文字”。在严复看来，“信”、“达”、“雅”三者关系密切，缺一不可，“达”是为了“信”、“雅”是为了“达”。 严复对于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影响中国翻译事业的“信达雅”标准，还在于他的理论本身引起了几代译学家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自成体系的“信达雅”理论，不仅对我国翻译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同时也为我国翻译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从“信达雅”到“信达切”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和白话翻译的新纪元，语言从文言正宗转为白话本位。严复对“雅”的解释，特别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主张，开始变得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瞿秋白批评严复’译须信达雅，文必夏殷周”，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瞿氏主张用“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进行翻译。 1931年，赵景深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论翻译》一文，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三条标准，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6年后， 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阐发了信达雅的关系，指出“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象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这无疑是对赵氏观点的彻底否定。 1933年，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应当遵循的三个标准，即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与严氏的“信、达、雅”大体上是相符的。不过，林语堂在继承严氏翻译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首先，林氏对于严氏的“信”有新的发展，认为“忠实”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指出绝对忠实之不可能。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其次，林氏对于严氏的“雅”也有所创新，用“美”字代替“雅”，理由是“雅”包容的面太窄。 1951年，柯柏年作了一个题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的报告，指出信和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分开来看，在翻译时第一步必须把原文看懂（信），第二步是用本国文字把原意表达出来（达），不能说宁信不达，也不能说宁达不信，信和达是辩证的统一。 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室在总结工作经验时说，“信”就是忠实，正确传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和精神。“信”是主要的，不“信”就谈不上“达”，“雅”是“达”的进一步发展。1955年3月，郭沫若谈到翻译的标准问题时说，严复的“信达雅”确实是必备的条件，三个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信达之外，愈雅愈好。郭氏认为，不“雅”就是极端的不成话，后来又改称，“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