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0）02—0154—06 以往，许多人都知道，在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数万件经卷文书中，除大量是汉文文献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但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却很少为世人所知。其实，北区洞窟内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的种类和数量亦很多，也很有特色，尤其是西夏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八思巴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以及回鹘文木活字等，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这就更显得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了让学术界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有所了解，现将这些文献及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经过、文献类别、收藏单位、研究情况等综述如下，并就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伯希和对北区洞窟盗掘及其所获 据有关资料揭示，最早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进行盗掘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2月25日至5月27日，伯希和在莫高窟期间，除了对洞窟进行编号（包括对部分北区洞窟编号[1]）、绘制洞窟立面图和平面图、拍摄洞窟壁画和塑像、抄录洞窟内的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题记、拣选藏经洞所收藏的文献精品六千余件、“二百多幅绘画、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2]外，他还把手伸到北区， 对该区伯181号洞（即今第464窟）和伯182号洞（即今第465窟）进行了盗掘。有材料为证。1908年4月27 日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E·Senart）写了一封长达75页的信，[3]信中除了报告他在敦煌千佛洞（笔者按：即指藏经洞）获得大量古代文书的特大新闻外，还说：“在千佛洞的北方（笔者按：此处指莫高窟北区）探索了另外二个洞窟，从那里发现了属于13—14世纪的汉文、蒙古文（笔者按：其中可能有回鹘文、下同）、婆罗迷文、西夏文写本和印刷本的断片。”[4]对于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的盗掘经过， 伯希和在他的《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供认。《笔记》中有如下记录：“该洞（笔者按：指伯181号洞，即今第464窟）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古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笔者按：伯氏所谓小方木块，实是回鹘文木活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迷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四部不同的书籍，一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5]（笔者按：此处所言蒙文小册子，很可能是回鹘文小册子）。“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笔者按：即今第465窟）， 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些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6]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1978年10月至1980年6月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见，也证明当年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的盗掘所获颇丰，仅文献就有三箱，其中从伯181号洞获得文献二箱，箱号分别为NO.924和NO.925。从伯182号洞获得文献一箱， 箱号为NO.922。总计有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迷文文献等。这些文献现收藏于巴黎国立法国图书馆东洋写本部，[7] 并有部分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遗物流散到日本和美国。[8]伯氏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盗掘的三箱文献劫往法国后， 其中的回鹘文文献“除个别编入Pelliot chinois号者外，还有363件，大多没有发表”[9]。而“200余件西夏文写本编在Pelliot Si-hia号下，有些材料早已由研究者刊布。”[10]但被伯希和和劫往法国的960 余枚“小方木块”，得到刊布的仅有四枚，[11]而其余的回鹘文木活字现仍收藏在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尚待研究。其中，有四枚回鹘文木活字当年由伯希和赠送给日本，现仍由日本东京东洋文库所收藏。[12]据说，伯希和当年还向美国纽约某博物馆赠送过从莫高窟北区第464 窟盗掘的回鹘文木活字，详情待考。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雅森·吾守尔博士处获悉，他已将现存法国巴黎而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的960枚回鹘文木活字全部用墨拓印回国，相信雅森·吾守尔博士对这批回鹘文木活字的研究成果，不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奥登堡在北区洞窟中盗掘及所获 伯希和涉足莫高窟北区洞窟不久，俄国人奥登堡率探险队于1914年8月20日来到莫高窟，直到1915年1月26日离开敦煌，满载而归。在莫高窟期间，他们测量绘制了长10米，高约1.6 米的莫高窟全部洞窟总立面图和总平面图，影描洞窟壁画260余幅，临摹壁画120幅（彩色），拍摄洞窟照片800余张，[13]并切割了第263窟的部分壁画[14]和北区第77窟的佛座背屏[15]。此外，奥登堡探险队还在莫高窟“挖掘洞窟沙质地面时，有许多重要发现：写本和碎片、钱币、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队中的人以他们发现的130枚古代回鹘文木活字为特别重要”。[16] 从奥氏所盗掘的遗物中有回鹘文木活字分析，我们推测俄国人盗掘的洞窟亦在北区，因为迄今为止只有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奥登堡盗掘的写本除汉文文献以外，还有藏文、梵文或其他文字文献。这批盗掘品劫往俄国后，文献部分现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部分，包括回鹘文木活字，则收藏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但可惜的是，130枚回鹘文木活字现已不知下落。因奥登堡当年在敦煌时的工作日记尚未发表，故他从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盗挖的文献种类和数量，仍不得其详。 三、张大千氏在北区洞窟内乱挖乱掘及所获 四十年代初，曾在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乱挖乱掘的国人是张大千先生。1941～1943年间，他率其妻及子侄两次停留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在临摹洞窟壁画的同时，还指使人挖掘了莫高窟北区部分洞窟，获得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这些文书原为张大千先生收藏，并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天理图书馆除收藏汉文张君义公验等文书外，还有编号180—イ1“敦煌遗片”一册共八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 —イ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十八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イ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四十四叶。[17]这些来自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西夏文和回鹘文文书，已由学者进行了研究。[18] 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的回鹘文木活字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 结束了我国最大的石窟群无管理机构的历史。从此，任意在北区洞窟中进行盗掘的现象也就没有再发生。从1944年至1949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曾收集到回鹘文木活字6枚。经我们多方调查， 均未了解到这几枚回鹘文木活字确切出土地点，但从1908年伯希和在第464窟盗掘回鹘文木活字960余枚，以及此次我们在北区洞窟内发掘到的数十枚回鹘文木活字分析，1949年以前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的回鹘文木活字，也应出自莫高窟北区洞窟。现收藏于我院的这6枚回鹘文木活字，已由我院学者进行了研究[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