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曶簋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

      1999年6月，友人购得曶簋一件。器为低体，侈口， 口沿下饰回首夔龙纹，圈足有弦纹两道。两耳下有勾珥。通高11.8、口径21.3、底径17.8、连耳宽28厘米（封面；图一）。西周中期器。器内底有铭文51字（图二）。铭文为：

      

      图一 曶簋口沿下部纹饰拓片（1／2）

      

      图二 曶簋铭文拓片（原大）

      隹四月初吉丙午，王

      令曶，易市、冋

      

      一匀（钧），用对扬王休，乍宝

      簋，子[,=]孙[,=]其永宝。

      铭文内容主要记述时王册命曶，并给予赏赐。但辞例及用字则与一般铭文稍异，兼且“加曶”一语的首次出现，对研究金文中所见“蔑”一辞的解读，意义甚为重大，兹将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王令曶”。“曶”是本器的制作器者，以“曶”为名的作器。在金文中所见不下10件，诸器的年代由西周穆王、恭王延伸至厉王时期，可见在不同的时期确曾出现了同名为“曶”的人物。今按时代先后将有关器名、内容（摘录）及所任官职列表如下（表一）（注：本文有关铜器年代的拟定，主要参考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

      

      由表一可知不同时期的“曶”，曾担任吏、士、司徒、宰及膳夫等不同的官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242 曶鼎铭释文注三云：“此曶称其祖考司卜事，曶壶之铭称其祖考为成周八师之冢司徒，说明各自祖考职官不同，因而此曶与曶壶之曶虽同名而非一人。”又296曶壶盖铭释文注一云：“‘井公内（入）右曶’， 此曶与曶鼎之曶非同一人……曶后由司徒提升为宰，称宰曶，见大师簋。”又294克钟铭释文注二云：“士曶， 此士曶与宰应是同一人。士、宰均是官名，此士当是《周礼·夏官司马》之‘司士’，其职‘掌群臣之版，以诏其政令’。说明司士是主管官员的名籍，能‘诏王诏，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正朝议之位’，并‘掌国中之士诏，凡其戒令’。王使士曶召克任命官职，身份与司士相似。因为都是宫廷的文职大臣，故曶后可兼职或任职为宰，称宰曶。则此等制度又不可以《周礼》硬套。但此与曶鼎之曶非为一人，曶鼎铭‘王命曶更乃祖考司卜事’。曶壶铭：‘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知其祖考所官完全不同，故曶鼎之曶与士曶及曶壶之曶，是不同的两个人。”

      根据上述理由，分属懿王及孝、夷王时期的“曶”既非同一人，厉王时期的晋侯苏钟所见的“曶”所担任的是膳夫一职，似乎亦与任职“司徒”及“宰”的“曶”拉不上关系，虽然知道他所担任的职务，但所任的官职则并无明示，固然其身处年代宜属穆、恭时期（见后文陈述），然是否与曶鼎的“曶”同为一人，则仍不敢遽尔论断。

      由下文“曰，用事，

      

      马”知“王令曶”是说王对曶有所任命。这种陈述语气无疑是关乎册命的记述。金文中的册命铭文大多见于西周成王、康王以至幽王之间，春秋以后便绝少出现，而记述册命之典最详细的要数西周晚期的颂鼎（簋，壶）及善夫山鼎，但是这种典礼仪式，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孕育，或许曾承袭殷制，然后再慢慢形成一套固定的形式。从金文的记述更明显得见这套仪节已成为西周礼制的一部分。只有由于时代的差异或人为记录的因素，有关记载亦有繁简的不同。大致而言，较早期的金文通常只简单记述有册命这回事，仪节详情大多省略。西周穆王以后的册命铭文则分别将册命地点（王在某某），册命时间（旦），王各大室，即位，以至受册命者入门，“右者”右之，受册命者立中廷，北乡受册命书，反入瑾璋等仪节一一载录（注：参张光裕《金文中册命之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卷，下册，1979年。）。因此从册命铭文记述的详略，亦可以作为铭文断代的一项参考标准。曶簋铭文内容虽然是册命，但是对册命的仪节皆未见道及。因此，相对于其他西周中期具备册命定式的铭文，其所属年代应该较早。且铭文“王令曶”后，先述赏赐，再补述任命曶管治奠（郑）地

      

      。“市、冋黄”是西周册命铭文中常见的赏赐物。“”从韦，声，或读为缁，字书未见载录。“市”，《说文》云：“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篆文作“韨”。“ ”，《说文》云：“韨也，所以蔽前者。”即今所谓“蔽膝”。《说文》糸部缁下云：“帛黑色也。”韦，义指为皮革，故“市”应是黑色皮制的蔽膝，亦即礼经所称的“爵”（注：见孙诒让《古籀余论》卷三，第6页；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趞曹鼎》《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廿七年卫簋190，释文注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唐兰《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86～93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