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0238（2000）02—0001—06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先后撰文或著述，对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和甲骨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这方面可主要参见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曹定云《殷墟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 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1期； 汪涛《甲骨学在欧美——1990—1950》，《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郑振香《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发掘世纪回眸》，《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范毓周《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史学月刊》1999年第1、2期；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各种学术纪念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使学术气氛空前高涨，甲骨学事业备受世人瞩目。经过海内外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的甲骨学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它已经交叉渗透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及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之间，成为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在新到来的21世纪里，甲骨学的研究还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再谱就新的篇章。 然而就甲骨学本身来说，它毕竟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还只是初步的，有志者还需要像前贤那样潜下心来，为此再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就学科建设来考虑，甲骨学尚有待进一步拓宽领域，健全体系，增加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并逐步向高层次和多学科交叉契入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在中国古代文明领域的研究当中充分发挥出学科中砥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目前的甲骨学除了继续要依靠考古发掘工作的积极促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专业工作者对各种原始资料具体整理得是否到位。这也就是说，甲骨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眼下许多基础性工作的全面展开。基础整理工作的扎实与否，将事关未来的大局，不可忽视。可以欣慰的是，继近20年来《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等大型甲骨著录汇编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大型摹释资料工具书的陆续出版之后，新近完成的《甲骨文合集补编》亦值甲骨文发现百年之际隆重问世。后者基本上囊括了近20年间海内外其他著录的甲骨资料和缀合成果以及《甲骨文合集》所选剩下的过去诸种著录书刊上的重要资料，另外加之近几十年来各种殷墟科学发掘报告的出版和百十年来有关甲骨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今后奠定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方便和学术基础。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专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把握时机，争取时间，深入从甲骨资料千头万绪的内在关系入手，全方位地展开各种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大体上说，专业工作者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环节方面着手实施。 一、深化文字释读工作，量化整理编纂新的字典、词典，全面构建各项语言文字数据库。甲骨文考释和相关语词的释读本是甲骨学的强项，亦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该工作肇始于上世纪初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孙氏《契文举例》成稿于1904年，1917年作为吉石庵丛书本刊印于世）其后几十年来更有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孙海波、徐中舒、姚孝遂、裘锡圭等几代学者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家代表作可参见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1915年王国维手写影印，后于1927年由东方学会石印该书的增订本；王国维《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1917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印行，又《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931 年上海大东书局石印， 又于1933年、1937年分别著有《卜辞通纂·考释》和《殷契萃编·考释》；唐兰《殷墟文字记》，1934年据北京大学讲义本石印，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又《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据北京大学讲义本石印，1981年齐鲁书社影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中华书局影印；孙海波《甲骨文编》，1934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石印，又1965年中华书局再版增订影印；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89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影印；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又姚孝遂《甲骨文字诂林·按语》，1996年中华书局影印；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但这方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是对以殷墟甲骨文为主体的商代语言文字的通盘整理工作似乎亦还相对不足；对于数十年积累起来的科学考释文字的理论、方法及考释成果的总结推广似乎不够；有关字书的编纂（如《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等）与当今的专业释字水平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另外在释字上还每每存在鱼目混珠、良莠不辨的情况。这些都需要专业学者加大文字整理的力度和工作量，并使其自身的工作尽可能地起到好的引导作用。据我们的统计， 迄今所见商代文字与后世字书中相对应的可释字形计约1220个， 加上正在同源分化的字形和主要的通假用字， 可释文字可达1430个左右。其他另有3000余个字头虽然后来被淘汰，但在当时的文字系统和实际文例中亦大都是有定位、可以被解释的。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和新资料的继续出土发现，今后必然还会再考释出一些难字，不过在数量上已不是大宗。故当前文字释读工作的重点，除了考字之外，还应该从下列几点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