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

作 者:
江荻 

作者简介:
江荻,1954年生,语言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20世纪世界范围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事件以及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印欧语系在赫梯语等新发现古文献材料冲击下分类观念有所变化;对世界语言的系属分类探索逐步展开,主要叙述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语系的形成和研究情况以及汉藏语系与南岛语、南亚语构成的华澳大语系分类状况;与系属分类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中重要的创新有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以及远程比较方法,另外,声调发生学、混合语理论、语言年代学、语言接触和联盟理论以及语言地理类型学等也是本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新发展和主要的成就。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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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其中心论点是:南岛语和汉语之间有众多的同源词, 而且对应关系规整。

      于是,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分类交叉重叠,情况比本尼迪克特的分类复杂多了。而中国学者邢公畹和郑张尚芳等则更进一步,在坚持侗台和苗瑶语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了沙氏的意见,遂提出建立包括汉藏语、南岛语、南亚语的超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郑张氏说,“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都有共同起源,应属于一个大的华澳语系。既然这样,侗台、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划出汉藏语系,另建澳泰语系”(注: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in W.S-Y, Wang, ed.1995,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 1996年第3期。)。

      对于沙加尔和邢公畹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如游汝杰质疑说,“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注: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另外, 美国学者马提索夫(J.A.Matisoff)从语音系统和同源词方面,蒲立本从形态方面,台湾学者李壬癸从历史比较法方面,南岛语专家布鲁斯特( RobertBlust)从南岛语角度以及考古、历史、体质人类学等方面, 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廷从泛语系方面,都对沙加尔的分类提出了批评。(注:以上观点均见W.S-Y,Wang,Edited,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Languag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

      除了以上观点,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等尚未成为主流意见,我们不再讨论。

      3.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0世纪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不乏闪光点,例如声调起源和发展假说。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现象最复杂的汉藏语言和东南亚区域语言,以及欧洲的瑞典语和挪威语。自美国学者马提索夫提出“声调发生学”(注:James A.Matisoff,Tonogenesis in SoutheastAsia,In Consonant Types & Tone, ed. by Larry M. Hyma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73,pp.71—95.)以后, 这方面的探索持续深入,从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到元音松紧、长短、韵尾有无和类型等方面论述与声调的关系。最近还有透过音段层面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探讨,即认为人类嗓音发声特征的变迁是声调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因素。(注:江荻:《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的发生机制》,《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

      还有混合语的研究,(注:道布教授审阅初稿后特别提出混合语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历史语言学中的影响。此处遵嘱加写。)也别具一格。它给历史语言学带来的是观念上的冲击。本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新语言的产生基本都是语言的地域方言分化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却存在一种通过洋泾浜语(Pidgin )而实现的新语言, 称作混合语(Creole,又译克里奥语)。混合语研究的先驱美国学者哈尔 (RobertA.Hall)等人对世界各地混合语进行了全面了解,(注: Robert A.Hall,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66.)如夏威夷、新几内亚、苏里南的混合语等。 学者们对混合语的形成过程、类型、结构和词汇特征以及社会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研究。哈尔认为,混合语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成为母语或一种民族语,因此它不应该受到歧视(注:Robert A.Hall:《洋泾浜语言》,载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混合语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置传统历史语言学于窘迫境地,也或许会发人深省。近几世纪来发现的克里奥化现象难道在久远的历史上不曾发生吗?是否有些现代语言或许就是历史上混合语的后代语言呢?混合语一旦形成、完善,它与别的自然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同样会经历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日语就可能是古代混合语的子嗣语,来源于亚洲大陆西部和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南部的拓居者。(注:R.L.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rnold of the HodderHeadline Group 1996,p.319.)

      再就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在世界民族错杂交融地区得到普遍研究。中国学者陈保亚关于汉语和傣语形成汉傣语联盟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注: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相关的还应该提到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注:〔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核心论点似乎比语言的地理分布造成语言接触、融合还更深远,因此,颇富启迪意义。另外,语言年代学也有一定影响,由美国学者斯瓦迪希提出来,他把时间因素加入词汇统计学,使两个相关语言历史分化的年代能够通过同源词百分比进行计算。(注:Robert B.Lees,The Basis of Glottochronology,Language,1953,29,pp.1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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